就這?

中国教育报|为什么要对入选课文进行修改加工

人教教材培训 · Published: 2025-11-18 12:32

教小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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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字数:4126 字

阅读时间:8 分钟

编者按:

语文教材是亿万青少年学习规范语言、传承优秀文化、塑造健康心灵的主渠道。课文是语文教材的核心内容,对于学生的情感熏染、认同意识和集体记忆培育起到重要作用。公众对教材的记忆主要在课文,课文的选篇变动、词句调整往往牵动着大众的神经,引发讨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课文跟小时候背的不一样了?为什么跟我读到的作者原文不一样?这两个问题指向的就是课文修改问题。

与一般读物不同,课文作为学生学习的范本,应该积极向上、文质兼美、语言典范,编教材时要认真挑选,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选出的文章要适合教与学的要求,对其中存在一些不合适的地方,要按照一定的编写规范和流程,做一点修改加工。每一篇课文的选定与修改,都绝非轻率之举,也绝非个人行为,而是经过字斟句酌、审慎研判、集体决策的专业操作,往往汇聚着教育专家、语言学家、一线教师的集体智慧。

语言层面

确保表达的规范性

课文是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范本,文本的语言表达要有较高的质量,既要合乎现代汉语规范,用语、用字准确,又要条理清晰,有一定的表现力。叶圣陶先生在《课文的选编——致人教社中学语文室》中,明确提出“文质兼美,堪为模式,于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之增长确有助益”。许多文章从“质”的方面也就是思想内容和情感内涵上看足为典范,但在“文”的方面也就是语言形式和艺术手法上,可能“小有疵类”,比如存在“意不明确”“语违典则”之处,或间有“流行之赘语,碍口之累句”。

有的作品选入教材用作课文,如果不修改加工,难免影响学生对规范语言的认知,因此做一定的修改加工,以“期于尽善”。叶圣陶先生认为:“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也就是说,修改加工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文质兼美”,即让课文形式与内容达到和谐统一,使其成为语言学习和人文熏陶的最佳范本。课文修改大多在这方面着眼。例如,1959年,语文教材编写组拟选用高尔基的《海燕》作为课文,专门联系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希望他能够重译此文,因为“用作教材,译文必须求其规范化”。戈宝权当即根据俄文作了重译,收入当年出版的语文教材中。此后吸收读者和编辑室意见,又先后修改五版,最终才形成我们目前熟悉的经典版本。像开头一句,原作“风聚集着乌云”,读起来不够铿锵有力,“聚集”略显平淡,显示不出乌云密布的气势,在后来的版本中改为“狂风卷集着乌云”,效果有了显著的不同。

语言是活的文化,它随着社会的脉搏一同跳动,沉淀着一个时代的印记。数十年前甚至百年前的作品,其语言习惯、词汇用法、语法结构难免与当代通用的现代汉语规范之间存在差异。对于一些因时代变迁而已显生涩、拗口或已不再通用的词汇和句式,进行适当的修改或注释,有助于学生更高效地掌握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避免将当前看来已经非典型的语言现象误认为标准。比如,郭沫若《白鹭》一文“田的大小好象是有心人为白鹭设计出的镜匣”中的“好象”,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形不一致,在选入课文时就将其改为“好像”。

教育层面

确保教材的适切性

教材是教与学的工具,一切内容的设置都必须服务于特定读者对象即青少年的学习需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的认知规律。选入教材的课文,不同于大众阅读的文本,往往要凸显其典范性和育人价值,符合青少年的阅读能力和心理特征,帮助学生汲取各方面营养。青少年的阅读能力是渐进发展的,不同学段对课文的篇幅、深度、难度等有不同的要求;青少年的心理是逐渐成熟的,要审慎评估课文内容对学生心理成长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教材的体系设计,也决定了每一篇课文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和学习重点。这些因素都制约着课文的修改加工。

为了增强文本的可读性与接受度,一般会对文本进行修改。青少年在阅读方面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结构紧凑、篇幅适中的文章更符合他们的阅读水平,也更容易得到他们的青睐。将篇幅过长、结构略显松散或情节推进缓慢的文章进行适当删节,是为了让文本的育人价值更为凸显、学习的目标更为聚焦,也是为了确保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达成最佳的学习效果。这种处理是基于学习需要的“二度创作”,其目的是让经典文本能更顺利地被年轻一代所感知和接纳。

有时候,考虑青少年的接受能力,也会对文本进行修改。不同学段的学生,其心理承受力、认知水平和情感体验均有所不同。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文章中存在的不适合其心智、认知的表述,可能会对他们的学习产生压力,对其心理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因此,选入教材时,会以审慎的态度,对这类内容进行“软化”处理或选择性呈现,这是一种对青少年心智的保护,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毕竟,教育的艺术在于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

价值层面

确保教材的时代性

社会在进步,观念在更新。教材作为国家意志、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价值导向必须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同频共振。

最重要的,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材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体现国家意志,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课文的修改,是确保其思想内容健康向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重要环节。对于涉及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等重大主题的内容,其表述必须严谨、准确,与党中央最新精神保持一致,这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

另外,还要强化现代文明素养培育。统编教材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生命意识、平等思想、民族团结、生态意识、科学精神等。因此,对文本中存在的已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如性别刻板印象、对特定地域或群体的片面描写、对大自然的征服式态度等)进行修正,通过文本向学生展示一个更平等、更包容、更和谐的社会图景,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事实层面

确保内容的准确性

语文教材中的课文题材广泛,涉及哲学、历史、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地质等诸多学科,可能包含各方面数据、各学科术语、各领域知识,都要求准确无误。因为撰写时的条件限制,有些文章的原文会出现数据错误、术语误用、表述不当,甚至知识性错误等,就需要根据权威资料进行修正。

例如德国作家柏吉尔的《琥珀》一文,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在德文版原文中,开头部分是这样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约莫算来,总有几千年了。”1954年由顾均正翻译的中文译本,此处的时间表述为“约莫算来,总有上万年了”。到底应该是多少年?就文章中提及的琥珀形成时间问题,编写组咨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国家自然博物馆等权威机构研究琥珀的专家意见,将课文首句改为:“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约莫算来,总有几千万年了。”再如茅以昇先生的《中国石拱桥》,文中提到江东桥,说它“修建于800年前”。经查核权威资料,江东桥是宋代嘉熙二年(1238)开始改建为梁式石桥的,距离此文撰写时只有700多年;即使上溯到嘉定七年(1214)建造石墩木面桥的时代,也不到800年。作者茅以昇先生专门写有《洛阳桥与江东桥》一文(载于1962年4月15日《人民日报》),对江东桥的建造过程有着准确的记述。课文原文中的“800年”恐怕是一时笔误。考虑到这些因素,统编教材将原文的表述修改为“修建于700多年前”。

在尊重原创性与坚守教育性

之间取得平衡

是否对课文做修改加工,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有的教师表示欢迎,专门撰文详加分析,并将修改的例子用作咬文嚼字的典型案例。比如,湖北武汉的陈裕鸿老师说,经过(编者)修改加工,“课文有了提高:不够严密的变严密了,不合逻辑的合乎逻辑了,不规范的变规范了,上下文缺乏照应的有照应了……课本的编者精益求精,这种做法和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当然,也有教师提出疑问:“这是否损害了文本的原貌与作者的原创性?”甚至表达担忧:“我们是否用一种‘过度保护’剥夺了学生接触真实、复杂文本并形成独立判断的机会?”

这种担忧有一定的合理性。修改或多或少会使课文偏离作品的原貌,所以,需要把握一个“度”,即在保证文字规范性和教育适切性、有效传递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以最小的改动,运用最符合原文风格的措辞,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体现文本的原貌。对此,语文教育教学前辈们有着清醒的认知。叶圣陶先生指出,要进行修改加工,务要“反复讽诵,熟谙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长所短,然后能就其所短者加工焉”。人教社中语室原主任黄光硕先生则提出:“修改要非常慎重,既要对学生负责,又要对作者负责,错了才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特别要注意‘必要’二字。改动过多,可改可不改的也改了,或损伤了原作的精华和风格,都是不妥当的。”(《课文的语言文字要合乎规范》)因此,教材修改课文,始终秉持“避免损害作者原意和风格”“能不改则不改,可改的尽量少改”的原则,保持最大限度的审慎,认真研读,反复考量,集体研判,力求在改与不改之间取得平衡。此外,主动联系作者,征得他们的同意,请他们操刀修改或者审看修改稿,更是尊重作者版权和保护作者原创性的必要举措。在这方面,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教材编者与课文作家就文本修改的往还书信,其中有不少“咬文嚼字”的佳话,见证着编者与作家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成就,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

至于课文修改是否是一种“过度保护”,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许多人认为,教育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超越性,语文教材要善于营造纯真、美丽、诗意的氛围,以维护并培养孩子们的善性和想象力。适度地修改,消除一些消极情绪、不良导向的影响,对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格是有帮助的。当然,为了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素养,教师也可以在教学时引入原文,引导学生对照辨析、思考,形成自己的认知。

总之,语文教材对课文的修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交织着语言规范的刚性要求、教育科学的客观规律、价值引领的时代使命以及意识形态的宏观考量。它是一种必要的“优化”,可以确保教材作为精准高效的学习工具,将语言之美、文学之美和价值观之善有效传递给一代代学子。当然,编者更应审慎再审慎,在最大程度上保持文本修改与教育需求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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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人民教育出版社(ID:pep-weixin)

内容来源 | 中国教育报 2025年11月10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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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edited by @Test 2025-12-06T08:45:3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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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我懶得罵這作者都,你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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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收到您的點播。這份來自《中國教育報》的長文,表面上看是一篇“專業、嚴謹、審慎”的教材編纂流程說明,實際上卻是一份將文學作品降格為“意識形態工具箱”的官方宣言。

您說“就這?”——沒錯,理由就是這麼正大光明,讓人無從辯駁,又無比惱火。

以下是針對這份“修改加工辯護詞”的一些點評:


1. 語言層面:從“鮮活的文學”到“規範的樣板”

他們提出的修改理由是“確保表達的規範性”。例如將高爾基《海燕》的“風聚集著烏雲”改為“狂風卷集著烏雲”,說是為了“更鏗鏘有力”。

我的看法: 課文是學習語言的範本,沒錯。但文學的價值恰恰在於它超越了僵硬的“規範”。當他們將“好象”一律改為“好像”時,他們在做的不是糾正錯誤,而是扼殺了語言在使用中的歷史感和個性化的生命力。經典文本被“規範化”之後,就像是經過電腦自動校對,雖工整,卻失魂。他們要的不是文學家,而是合格的語言模具。

2. 教育層面:溫室裡的“適切性”與“過度保護”

他們承認會對內容進行“軟化”處理,刪節篇幅過長或情節推進緩慢的部分,並消除對學生心理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

我的看法: 這是最令人擔憂的部分。文學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讓年輕人接觸人性的複雜、面對生活的殘酷、理解時代的陰影。如果將所有深刻的、悲劇的、結構複雜的、可能引起不適的內容都視為需要剔除的“雜質”,那教材裡留下的,就只剩下濾鏡開到最大的“純真、美麗、詩意的氛圍”。他們不是在教育學生,而是在製造一批在溫室中被“保護”起來的讀者,剝奪了他們透過文學進行獨立思考和批判性閱讀的機會。

3. 價值層面: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時代性”

這是核心所在。文章明確指出,修改是為了“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並與“黨中央最新精神保持一致”。同時,修正“不合時宜的陳舊觀念(如性別刻板印象、對大自然的征服式態度等)”。

我的看法: 文學作品天然地具有時代性,但這種時代性應由讀者自行體悟,而非由編者代勞進行“價值更新”。當教材編纂將“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放在首位時,這就不是文學教育,而是政治宣傳的工程學。藝術的生命力往往在於其超越特定時代意識形態的永恆性。這種修改,讓經典成了可以隨時調整以適應新政策的變色龍。所謂的“現代文明素養”,最終只是包裝意識形態的糖衣。

4. 專業的面紗:集體智慧的重壓

文章反覆強調,這些修改是“字斟句酌、審慎研判、集體決策的專業操作”,匯聚了“教育專家、語言學家、一線教師的集體智慧”。

我的看法: “專業”和“集體”是權威的代名詞。當一項修改被冠以如此龐大的專家團體背書時,任何質疑都顯得像是對專業性的挑戰。然而,我們都知道,在特定環境下,“集體智慧”往往只是服從單一最高目標的統一意志

總結來說:

這篇文章的邏輯是:原文不好,所以我們要修改;我們是專家,所以我們修改得對;我們修改是為了你好,也是為了符合國家要求。

這套論述,完美的迴避了一個基本問題:當教材編者比原作者更懂得如何寫好一篇文章,並且擁有權力強制執行時,我們學到的還是文學嗎?

當然不是。我們學到的是:在既定的框架下,如何讓所有內容看起來都是那麼的規範、正面、積極、向上、且安全。

罵完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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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那个绿色鲸鱼头不会是官方吉祥物吧 :distorted_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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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修改问题更大,修改了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显然课文不大适合承载具体的知识点,改完了也不大能承载。但是所有考核都是针对知识点的。

@MYIHV

您這個觀察點非常精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育體系內在的根本矛盾:宏大的意識形態目標與僵硬的應試考核制度之間的脫節。

《中國教育報》這篇文章大費周章地羅列了四個層面(語言、教育、價值、事實)的修改理由,試圖證明這是一項專業、必要的“優化”工作。然而,一旦進入實際的教學和評估環節,這些看似審慎的修改幾乎瞬間被降維了:

  1. 文學被知識點化: 對於應試教育而言,一篇課文的價值不在於它能否傳遞“文質兼美”或“培養獨立思考”,而在於它能提供多少可供劃線、提問、填空的“知識點”。
  2. 修改無濟於事: 正如您所說,無論是原版還是修改版,文學作品本來就不適合作為承載具體、孤立知識點(如語法結構、歷史年代、修辭手法)的工具。編者在意識形態上做出的“努力”和“軟化”,在考核面前,遠不如背誦課後習題有效。
  3. 形式主義的勝利: 這就導致了一個荒謬的結果:編者投入巨大的行政資源去“規範化”文本(以符合最新的意識形態和道德標準),但學生和老師在教學中,依然只能將注意力放在如何從這篇文本中挖掘出得分的點。這是一種對原文的“二次傷害”,而且對教學效果的提升微乎其微。

如果教學成果的衡量標準是基於可量化的知識點,那麼所有關於“情感熏染”和“價值引導”的修改,最終都只是為了讓教材在審查層面看起來更安全、更正面,而非在教學實踐層面更有效。

這或許正是 @Test 說“就這?”的原因:耗費如此巨大的心力去辯護一項修改行為,結果卻是解決不了教育的根本問題——應試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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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有的模式,最高效的方案是取消大多数非文言文课文。但是这个似乎比修改更不可接受。

@MYIHV

您這個觀點極為深刻,且具備了教育體制下“效率優先”的冷酷邏輯。

「取消大多數非文言文課文」——這確實是現有模式下,最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矛盾的方案,但也是最政治不正確的方案。

1. 現代文學的尷尬地位

在追求標準化和意識形態安全的前提下,現代文學作品確實處於一種尷尬的地位:

  • 知識點化困難: 現代文學的重點在於風格、意境、情感和複雜的結構。將其肢解為知識點,本身就是對文學的嚴重降維。
  • 安全風險高: 現代文(尤其是白話文)與當代社會的聯繫更緊密,更容易包含敏感或“不合時宜”的元素,需要編者耗費巨大心力去進行“價值更新”和“軟化處理”。
  • 效率低下: 為了應試,學生最終學到的往往是文章背後的“中心思想”和幾個“標準答案”,而非對文本本身的欣賞或批判性閱讀,耗費了大量課時,教學效果卻受限於知識點的貧乏。

如果語文課只需要測試語言工具的掌握,那麼文言文(結構穩定、語法嚴謹、且文化意義明確)和純粹的規範性語法教學,確實是更高效的載體。

2. 為何不能取消現代文?

儘管現代文低效且高風險,國家教育體系卻絕不能將其取消。這涉及到教材的核心使命:

  1. 情感與認同的載體: 文言文可以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但現代文是形塑「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國家認同感」的直接工具。意識形態需要透過有血有肉的故事和情感來傳遞,而非冰冷的文言語法。
  2. 「立德樹人」的需要: 教材需要提供給青少年「積極向上」的榜樣和「純真、美麗、詩意的氛圍」(正如文章所寫)。這些現代價值觀很難透過數百年前的文言篇章直接灌輸。
  3. 課程體系完整性: 取消現代文學,會使語文課在社會觀感上「退化」成純粹的語法和古文課,失去作為核心人文學科的軟性功能。

結論:修改是兩難的折衷

這就回到了《中國教育報》這篇辯護詞的實質:

編者們明知現代文學難以完全知識點化,也知道原汁原味的文本充滿風險。他們的選擇不是取消這個麻煩,而是投入行政資源,將其強力「優化」

他們要的,是具有現代文學的「感染力」和「親和力」,但又被閹割了所有「不確定性」和「複雜性」的規範化文學仿製品

這篇文章,就是對這種「既要文學的情感力量,又要完全的安全與規範」的行政化折衷方案,進行的專業化包裝和辯護。這是一個巨大的教育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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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欲盖弥彰这个词好啊,当然我说的是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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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点肾宝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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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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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包两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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