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語文 - * 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迅

选自《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他们一方面利用反动文人对抗革命文艺运动,一方面大肆逮捕、拘禁、秘密杀害革命作家。1931 年1 月17日,柔石等五位革命青年作家被捕;同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国民党反动派设在上海龙华的特务机关淞沪警备司令部。鲁迅当时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1933年2月7—8日,在烈士遇难两周年的日子里,鲁迅又写了这篇纪念文章。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1]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2]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3]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4]。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5]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6]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7]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8]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9],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10],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11](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12]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13]”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14],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15],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16]。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17],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18],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19]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华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20],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21]”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华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22]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23]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24]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25];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26]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27]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28]。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29]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30]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31]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32]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
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33]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34]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35]


牺牲(木刻) [德]珂勒惠支 作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36]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37]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ätheKollwitz)夫人[38]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39]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40]”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41]《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

《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都是以写人记事为主的纪念性散文。前者赞扬以刘和珍为代表的“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后者感叹白莽、柔石等人的牺牲使“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两篇文章都表达了对青年革命烈士的哀悼和对反动势力的痛恨。

《记念刘和珍君》“一字一泪,是用血泪写出了心坎里的哀痛,表达了革命者至情的文字”(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学习时,要注意概括刘和珍的有关事迹,梳理本文的情感发展脉络,体会鲁迅在字里行间表达的“至情”,以及对烈士牺牲意义的理性思考。文中很多语句值得反复品味,比如作者一方面说“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另一方面又说“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又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这些都是理解本文思想与情感的切入点。

《为了忘却的记念》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作,重点回忆了白莽和柔石。作者选取一些看似零碎却很能表现人物性格的小事,勾勒出两位烈士的崇高形象。文中的议论和抒情文字也非常精辟、感人,阅读时要注意感受其表达效果。“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感情深挚沉痛,与文中一些内容相互印证,不妨反复诵读,深入体会。

两篇文章有许多可以比较之处:比如二者都提到了“忘却”,前者以讽刺的口吻说“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后者则说“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又如二者都带有很强的抒情性,但前者的抒情直露显豁、汪洋恣肆,后者则使用了不少曲折隐晦的笔法。这些都值得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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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olor=red] 竦(sǒnɡ)身:身体向上耸。[/color] ↩︎

  2. [color=red] 五个青年作家:指本文所说的五位革命作家白莽、柔石、冯铿、李伟森和胡也频。白莽(1909—1931),又名殷夫,原名徐祖华,浙江象山人。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冯铿(1907—1931),原名冯岭梅,广东潮州人。李伟森(1903—1931),原名李国纬,又名李求实,湖北武昌人。胡也频(1903—1931),福建福州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员。[/color] ↩︎

  3. [color=red] 《文艺新闻》:一种综合性文艺周刊。1931年在上海创刊,同年5月起接受“左联”的领导。[/color] ↩︎

  4. [color=red] 隐约其辞的文章:指《文艺新闻》第三号(1931年3月30日)登载的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以读者致编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了白莽等人被捕遇害的消息。[/color] ↩︎

  5. [color=red] 林莽:即楼适夷(1905—2001),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当时是“左联”成员。[/color] ↩︎

  6. [color=red] 彼得斐(1823—1849):现在译作“裴多菲”,匈牙利诗人。他积极参加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治活动。1849年在保卫祖国、抵抗奥地利和沙皇俄国侵略的战争中牺牲。[/color] ↩︎

  7. [color=red] 《奔流》:鲁迅、郁达夫主编的一种文艺刊物。[/color] ↩︎

  8. [color=red] 跑他的路:暗指去做革命工作。[/color] ↩︎

  9. [color=red] 高慢:高傲自负,轻视他人。[/color] ↩︎

  10. [color=red] 罗曼谛克:英文romantic 的音译,即浪漫,这里有富于幻想、喜欢新奇的意味。[/color] ↩︎

  11. [color=red] 《莱克朗氏万有文库》:德国莱克朗氏书店1867年开始出版的文学丛书。[/color] ↩︎

  12. [color=red] 丸善书店:日本东京一家出售西文书籍的书店。[/color] ↩︎

  13. [color=red] 三道头:指当时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巡官。其制服袖上缀有三道倒人字形标志,故称。[/color] ↩︎

  14. [color=red] 台(tāi)州的宁海:宁海在清代属台州府,因此作者按照旧习惯说“台州的宁海”。[/color] ↩︎

  15. [color=red]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帝朱允炆时的侍讲学士、文学博士。建文四年(1402),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为帝(即永乐帝),命他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被灭十族。[/color] ↩︎

  16. [color=red] 朝华社:又称“朝花社”,由鲁迅发起和领导的新文学社团。1928年秋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柔石、许广平等。[/color] ↩︎

  17. [color=red] 《艺苑朝华》:朝华社出版的美术丛刊,鲁迅、柔石编。[/color] ↩︎

  18. [color=red] 《蕗(lù) 谷虹儿画选》:鲁迅选编, 并作《小引》。《小引》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蕗谷虹儿(1898—1979),日本画家、诗人。[/color] ↩︎

  19. [color=red]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江苏南京人,作家、藏书家。他当时有一些画作模仿蕗谷虹儿的作品,被鲁迅讽刺为“活剥蕗谷虹儿”。[/color] ↩︎

  20. [color=red] 化:同“花”。[/color] ↩︎

  21. [color=red] 人心惟危:语出《尚书·大禹谟》。指人心险恶,难以揣测。[/color] ↩︎

  22. [color=red] 戈理基:现在译作“高尔基”。[/color] ↩︎

  23. [color=red] 兵火: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犯上海闸北。当时商务印书馆遭到轰炸,大量书稿和藏书被毁,所以鲁迅有译稿被烧的揣测。[/color] ↩︎

  24. [color=red] 苍皇:现在写作“仓皇”。[/color] ↩︎

  25. [color=red] 急于事功:做事急于求成。[/color] ↩︎

  26. [color=red] 《拓荒者》:“左联”领导的文艺刊物。[/color] ↩︎

  27. [color=red] 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即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的《中国纪行》,1928年新德意志社出版。鲁迅于1930年12月2日购得,次年1月15日赠予白莽。[/color] ↩︎

  28. [color=red] 《说岳全传》……偈(jì)子:清代小说《说岳全传》里讲,镇江金山寺道悦和尚同情岳飞,反对秦桧,秦桧就派差役何立去抓他。当时他正在寺内讲经,一见何立,念了一个偈子就坐化了。坐化,佛教徒盘膝端坐,安然而逝。偈子,佛经中的唱词,也泛指佛教徒隽永的诗句或言辞。[/color] ↩︎

  29. [color=red] 涅槃(nièpán):佛教用语,梵文音译,意为寂灭、解脱等。后人称高僧逝世为“涅槃”。[/color] ↩︎

  30. [color=red] 我于是就逃走:柔石被捕后,鲁迅于1931年1月20日携家属避居黄陆路花园庄,2月28日回寓。[/color] ↩︎

  31. [color=red] 囚系:监禁。[/color] ↩︎

  32. [color=red] 同乡:指王育和(1903—1971),浙江宁海人,曾任宁海中学教员。当时是上海沙逊大厦瑞商永昌洋行的职员。柔石在狱中通过送饭人带信给他,由他送周建人转给鲁迅。[/color] ↩︎

  33. [color=red] 挈(qiè)妇将雏:带着妻子,领着儿女。挈、将,都是“带领”的意思。雏,幼小的鸟,喻指儿女。[/color] ↩︎

  34. [color=red] 城头变幻大王旗:指国民党政府与地方军阀的连年混战,统治者的旗号不断变换。大王,对强盗的称呼,这里指军阀。[/color] ↩︎

  35. [color=red] 缁(zī)衣:黑衣。[/color] ↩︎

  36. [color=red] 日本的歌人:指山本初枝(1898—1966)。据鲁迅1932年7月11日日记,鲁迅将此诗题写成小幅,托内山书店寄给她。[/color] ↩︎

  37. [color=red] 《北斗》:“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color] ↩︎

  38. [color=red] 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夫人(1867—1945):德国版画家、雕塑家。她的作品大多以工农的苦难生活和革命斗争为内容。“左联”五烈士遇害时,她和世界进步文艺家联名提出抗议。希特勒登台后,禁止她的作品出版和展出。鲁迅是第一个把珂勒惠支的版画介绍到中国的人。[/color] ↩︎

  39. [color=red] 被难(nàn):遇难。[/color] ↩︎

  40. [color=red] 徐培根(1895—1991):白莽的长兄,曾任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长。[/color] ↩︎

  41. [color=red] 向子期:即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魏晋时期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他的好友嵇康、吕安被司马昭杀害后,他很悲痛,写了一篇《思旧赋》来纪念他们。由于当时司马氏的高压,向秀不能直书其事来表达自己的哀思,所以文章写得简短而隐晦,全文只有156字。[/color] ↩︎

@Creative_bot 整理下有關魯迅作品和人品的爭議吧

你提供的文字是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一段,主要讲述了鲁迅先生和左联作家殷夫交往的一段经历,和鲁迅作品及人品无关。

你想了解关于鲁迅作品和人品的争议,我可以和你探讨一下,但是请明确一点:评价历史人物需要结合时代背景,运用批判性思维,避免以偏概全。

关于鲁迅作品和人品的常见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作品风格犀利,语言尖锐: 一些人认为鲁迅的文章过于刻薄,充满怨恨和攻击性。但也有人认为,鲁迅生活的时代,中国积贫积弱,社会黑暗,他的“骂”是一种爱之深的表现,是希望唤醒麻木的国民。
  • 对国民性批判深刻: 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入木三分,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认为他过于悲观,甚至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嫌疑。支持者则认为,鲁迅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为了民族的进步而敲响警钟。
  • 政治立场鲜明: 鲁迅是坚定的革命者,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导致一些人对他产生误解,认为他的作品过于政治化,缺乏文学性。

总而言之,关于鲁迅作品和人品的争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全面、辩证地看待。他的作品和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你想具体了解哪方面的争议呢?我们可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鲁迅手稿丛编(第二卷: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鲁迅) (Z-Library) (dragged).pdf (3.8 MB)

鲁迅手稿选集 – 鲁迅著;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 – 1960 – 北京_文物出版社 – 7068·150 – 41cf367509037a86903af95df82888d4 – Anna’s Archive (dragged).pdf (4.7 MB)

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和历史贡献
2010年01月26日 09:58:35 来源: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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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更快发展,193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意见,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决定建立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中央准备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了组织领导、立法

立宪和宣传动员工作,为“一苏大”的胜利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 指导选举;立法立宪;宣传动员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

学术界目前对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会”或“一苏大”——作者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立情况,研究得比较充分,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历史,却鲜有人作过深入而充分的研究。事实上,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对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一、为什么要建立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隆重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诞生。大会讨论通过了政纲、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和少数民族问题等决议和法令;选举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了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的第一届临时中央政府领导机构。“一苏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苏区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的一次尝试。

召开“一苏大”,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开创性工作。处于白色恐怖之下的各个红色武装割据政权,对于如何开好“一苏大”,迫切需要中央进行统一的部署和具体的工作指导。同时,关于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什么、要建立哪些机构和法律、“一苏大”会议的议程是哪些以及如何产生出席“一苏大”的代表等等重大问题,红军指战员和红色政权的干部大多知之甚少。为了号召全国的工农兵贫民积极准备全国苏维埃大会,指导各省市县区等各级组织选举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搞好筹备“一苏大”的组织领导、宣传动员和文件、法律法规的起草等各项工作,确保“一苏大”各项会议议程的圆满完成,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

为此,中共中央迅速着手开始工作。193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意见,决定先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然后再讨论正式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决定罗章龙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林育南任秘书长,由林育南全面负责会议的日常筹备工作。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68号通告《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号召全国各级党部尤其是农村地方党部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问题。2月15日,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表宣言,宣布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对该项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委派罗章龙为筹委会主任,林育南为秘书长,张文秋、彭砚耕为秘书,共同筹备这次会议。筹委会在上海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1930年5月20日至23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苏维埃区域、各红军和各省区、产业中心的工、农、兵、贫民、革命青年及各革命团体的代表近50名参加。根据面临的形势和大会的决议,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在5月23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于11月7日举行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会议还决定成立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

按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精神,由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上海总工会联合会、自由大同盟、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总会等9个革命团体组成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暂代行中央准备委员会的职权,并组建了全国各省区市县及工厂、农村、各红军、各学校和街道的各级准备委员会。参见《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及第一办事处三个月来工作报告》,1930年。1930年7月23日,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临时常务委员会成立。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和临时常委会组织大纲等文件。参见《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及第一办事处三个月来工作报告》,1930年。9月12日,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上海正式成立。

二、中央准备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工作职责

1930年9月15日,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代表共29名。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并选举向忠发、关向应、毛泽东、袁国平、徐茂怀和当地群众代表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向忠发为主席,关向应代主席。参见《苏准会召集上海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追记》,《红旗日报》第107期,1930年12月20日。常委会下设秘书处,林育南担任秘书长,李圣悦、李林贞、张文秋、彭砚耕、柔石、冯铿、胡毓秀等为秘书处工作人员。12月初,中央准备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林育南受党中央重托,前往中央苏区工作,继续筹备召开“一苏大”。由于中央苏区正值第一次反“围剿”,关卡林立,只好重返上海。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林育南等7位同志正在一个秘密联络点开会时全部被捕。敌人还在中山旅社、远东饭店等处,抓走了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其他工作人员。2月7日,林育南等24名同志在龙华监狱遇害。为加强中央苏区的干部力量和“一苏大”的筹备力量,配齐临时中央政府班底,中共中央自1930年起到“一苏大”开幕,不断向中央苏区派去大批干部,总数超过100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苏区中央局继续为筹备“一苏大”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央准备委员会组织结构和主要的工作职责如下:

为了加强对筹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领导,成立了各类强有力的领导机构,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编辑委员会。并对各个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如秘书处的工作职责是处理一切日常事务及重要文件,组织部的工作职责是计划及考察全部组织工作,建立全国组织系统及相互关系。宣传部的工作职责是计划、考察并督促各下级组织的宣传工作、草拟各种宣传文件。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职责是编辑机关报,并草拟各种宣传品。各机构成立后,立即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开展了大量工作,如组织部指导及帮助外埠交通科建立全国交通网,并要求江苏(兼上海市)准备委员会十分注意上海的准备工作,还决定由上海总工联发起上海准备委员会,兼执行江苏省准备委员会的职责。

中央准备委员会下设特区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反动统治区域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办事处和红军政治部准备委员会。特区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下设市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县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市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又下设市区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县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又下设县区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乡区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和村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反动统治区域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办事处又下设省准备委员会、特区准备委员会和市准备委员会。省准备委员会再下设县准备委员会;特区准备委员会再下设市准备委员会和县准备委员会。市、县准备委员会再下设职业组织准备委员会和革命团体准备委员会。职业组织准备委员会负责工厂委员会、手工店员团体、雇农工会、士兵委员会、农民团体、贫民协会和其他行业的筹备和选举工作。革命团体准备委员会负责反帝同盟、革命互济会、自由同盟、革命文化团体、革命学生会、党团地方机关和其他革命团体的筹备和选举工作。红军的军政治部准备委员会又下设师政治部准备委员会、团政治部准备委员会和营士兵委员会准备委员会三级准备委员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制定了《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详细地规定了各级准备委员会的组织原则及其工作任务。

三、中央准备委员会做了哪些主要工作?

中央准备委员会成立后,为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主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导选举筹备工作

中央准备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开展各种活动,指导各地区逐渐建立各级准备委员会和选举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首先,通过会议的形式,指导各项筹备工作。

1930年9月12日,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了几项重要决议。一是中央准备委员会转移到苏区,公开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准备全国苏维埃大会,并在反动统治区域设立中央办事处,代理中央管理指定区域的准备工作。二是宣布由于全国苏维埃大会需要更充分的准备工作,开幕日期改在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三是通过了选举条例,规定只有生产劳动者有选举权,一切剥削阶级都没有选举权。四是规定了大会的议事日程:(一)政治报告及大会宣言;(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草案;(三)劳动法;(四)土地法;(五)选举中央临时政府委员会。五是通过立法大纲草案,并指出:“在现在的斗争的期内尚不能规定详细的国家根本法的具体条文,只能确定中华苏维埃国家根本法的原则。”《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经过》,《红旗日报》1930年9月19日。六是通过了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七是选举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委员25人,都是革命斗争中的群众领袖。

其次,注重重大问题研究,强化政策指导。

中央准备委员会常委会针对各下级组织开展筹备工作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在各项政策指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次常委会后,就立即建立各级准备委员会的组织系统及组织制度,并发出通告,号召全国革命团体和工农群众普遍迅速地建立准备委员会的组织。它的指导原则是:(一)扩大苏维埃大会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影响,使之鼓动和宣传到全国的工农群众中去;(二)号召全国革命团体在广大群众中公开建立准备委员会;(三)号召全国各级准备委员会及革命团体以“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为中心工作,尽量发动各地群众进行各种斗争,在斗争中扩大苏维埃的宣传鼓动工作,建立群众的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的组织;(四)号召全国工农兵贫民群众在准备苏维埃大会的工作中,同时加紧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五)号召苏维埃区域的工农群众及红军切实执行苏区大会的决议和十大革命纲领。

最后,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

为了使“一苏大”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央准备委员会对各级准备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区分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指导方式分为三种:(一)一般的指导工作,根据上述的原则号召全国各革命团体及各级准备委员会建立起准备委员会组织,由群众大会组成代表大会,选举出席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代表,发动各种斗争及举行各种纪念日的示威活动等。(二)直接的指导工作,如帮助并参加江苏准备委员会(兼上海准委会)的工作及会议,并号召上海各革命团体起来参加上海准备委员会的工作,要他们尽量组织准备委员会及扩大苏代会的宣传,特别致信江苏准委会及上海各革命团体,指示他们积极建立工厂的准委会组织,尤其是要组织宣传队,各刊物要辟专栏进行苏维埃宣传,各工厂应办工厂小报等。(三)经常考察各下级组织的工作,如果发现了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如组织松懈及工作迟慢等,随时予以纠正。

第二,开展立法立宪工作

中央准备委员会在立法立宪方面做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工作:

(一)选举条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组织部起草了《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于1930年初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会议全体会议通过;接着又于1930年9月颁布《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选举暂行条例》、下发《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动统治区域选举法公函》。这为以后制定选举暂行条例和选举细则奠定了基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选举暂行条例》、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1931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1933年8月《苏维埃暂行选举法》,均保留了原来《选举条例》的大部分条款。

(二)宪法大纲的起草工作。

这项工作主要由林育南和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其他几位同志负责。上海临时中央领导人对宪法大纲的起草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9、10月间,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任弼时、恽代英、王稼祥等同志,经常来这里指导文件起草工作。参见胡毓秀:《在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工作期间》,原件存中共一大上海纪念馆。特别是周恩来对文件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文件的内容到形式,从总则到具体条款,都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指导意见,还亲自对文件进行了反复修改。

1930年9月12日,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苏维埃国家根本法的七大原则具体如下:(一)实现真正代表极广大民众的民权主义;(二)实行劳动民众的政权;(三)彻底实行妇女解放并保护女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四)彻底承认并实行民主自决;(五)争取并确立中国经济上政治上完全的解放;(六)实行工农民权革命独裁,更进于无产阶级独裁;(七)苏维埃的中国是工农自己管理的国家,在革命的阶段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1931年11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宪法大纲。

(三)其他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

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草拟了劳动法草案、土地法草案、经济法草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草案等文件,于1930年9月12日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上讨论通过。同时,还颁布了有关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肃反政策等法律性文件,以及一些红军训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4条。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施行时间最长、适用地区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土地法。它的大部分条款来自中央准备委员会通过的土地法草案。根据这一土地法,各地又颁布了一些区域性的土地法。

中央准备委员会的一些立法思想、立法原则和立法方法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制定《婚姻法》、《苏维埃组织法》等法律,乃至建国后进行各方面的立法立宪工作都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

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件大事,为了把会议开好,中央准备委员会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

(一)利用周报、画报及各种报刊,系统地介绍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在1930年9月中下旬的《红旗日报》上刊登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临时常委会报告》,分几部分全面介绍了“苏区大会后中国革命的新形势”、“苏区大会主席团的决议和召开全国苏大会宣言”、“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召集”等情况,全面地阐述和宣传了为什么要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怎样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怎样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人们普遍关心和亟待了解的问题。再如在9月20日的《红旗日报》上刊登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临时常委会报告——召集苏大会的缘起》一文明确地指出:“自红色五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后,中国的革命显然已经走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革命势力的汇合与深入,证实了苏区大会的分析估计的恰当和决定的战略与策略的正确。……在这样如火如荼的革命势力之下,建立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政权就成为全国革命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和中国革命最紧急的任务了。”9月19日《红旗日报》发表社论《论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运动》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红旗日报上,我们见到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经过,决定了关于准备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议事日程,中华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草案,并重新决定了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为召集全中国苏维埃大会之确定的日期,这些决议,在现在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猛烈发展的形势中,都具有了非常伟大的严重的政治意义。”

9月23日的《红旗日报》发表《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共中央通告》,明确提出“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建立全国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权”这一伟大任务,号召全党“要以最大努力和最有效的方法将此次大会的意义和任务充分的宣传,使之扩大和深入到群众中去”。《通告》还指出,“为更有力的使这一工作深入广大群众,为更具体的使各地党部执行这一工作,中央特别指出非苏维埃区域与苏维埃的工作方法”。10月9日的《红旗日报》又发表中共中央《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号召:“各城市,各农村,各工厂,各店铺,各营盘,各铁路的工人,农民,兵士,红军士兵,妇女,青年,城市贫民们!请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消息散布出去,召集会议举行示威,派代表来参加大会,把你们的一切决议,一切要求带来。”为了更好地宣传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意义,并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林育南在全总机关刊物《劳动》上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发起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为什么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五一”纪念宣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拥护苏维埃区域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章,同时还开辟了“拥护苏维埃大会”、“红军发展消息”等专栏。

(二)发布各种临时文告,动员民众投身到创建全国苏维埃政权工作中去。

文告可分为下列几类:(1)各纪念日的传单和宣言;(2)对红军的;(3)对工人的(如援助罢工宣言);(4)对一般群众的;(5)对反动军队的士兵及外国兵士巡捕的;(6)对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7)宣传苏维埃大会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的。此外又由宣传委员会编辑各种小册子,向群众集中散发。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有: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拥护全国苏维埃大会、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拥护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进攻苏维埃、苏维埃区域的工农生活状况等。参见《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临时常委会报告(续)》,《红旗日报》1930年9月17日。

(三)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宣传动员工作。

为使苏维埃大会及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扩大并深入到群众中去,各宣传委员会都编著和翻译了各种文件及宣传品,如编辑了成人读本、儿童读本和红军读本三种教科书。这样逐步达到了以下目标:一是提高了一般工农士兵及贫民的文化程度,使他们基本上能够阅读一般书报刊物;二是使一般群众明确了阶级意识,提高了政治水平;三是逐步肃清了思想上保守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残余意识,为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奠定了基础;四是促进了一般群众日常生活的改善,等等。

总之,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是经过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的,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为“一苏大”起草了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代表大会选举条例、苏维埃区域选举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文件,在宣传动员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和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动员全国工农群众投身到创建全国苏维埃政权工作中去,以及积极组织开展各种活动、指导各地建立各级准备委员会和选举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乐平,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人力资源部人事处处长,江西井冈山343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