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张爱玲往来书信集 (張愛玲, 宋淇, 宋鄺文美) (z-library.sk, 1lib.sk, z-lib.sk).epub (1.3 MB)
1969年4月1日書信後，是演講全文：
“張愛玲致宋淇，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Stephen，謝謝你替我校對那篇稿子，你還不夠忙的。柳存仁沒有消息，我打電話去，非常冷淡，說幾時順便和太太仝來，免得費事，（我並沒預備費事招待）結果也沒來。前天志清到Boston開會，住在他家。我去旁聽遇見了，不然我也不提了，但是好像太太同來就不堅邀，所以又請他們有空來，仍舊推托。隨後聽見志清說他解釋說是太太吃醋。他一共跟雜誌社的人到我家裏來過兩次，太太沒見過。有一次有點得罪他倒是真的：跟蘇青「對談」，我說人多，說不出，編輯叫他到洋台上去等着，雖然是開玩笑似的，他臉上有點窘。但是我以為他現在得意的時候也許願意看見old acquaintance，上次只來得及告訴你一聲講翻譯提起Maugham等等，那次反應奇劣。在中西部講過八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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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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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譯的文化影響力42 鄭遠濤譯
在十九世紀初的一份中文期刊上，學者毛慶臻抨擊小說《紅樓夢》暗中誨淫，表揚一位潘君與同道中人出錢搜購此書焚毀，還籲請將它永遠禁絕。此書後來遭禁多年，但是效果不彰。「然散播何能止息？」毛慶臻問。「莫若聚此淫書，移送海外，以答其鴉煙流毒之意。」你會發現他以為只要將書運到海外就能夠禍延番邦，彷彿沒有翻譯這回事一樣。中國已經孤立太久了。滿清皇帝淡化自己的異族出身，也確已漢化。有些官方文書仍舊是滿漢雙語的，到那時無非是個形式。從梵語翻譯佛典，造就了唯一一類意義重大的中文譯著，事隔一千年，早已被漢語完全吸納。
“十九世紀中葉發生了鴉片戰爭，洋人進犯與開發謀利的壓力越來越大，國內亟需改良，起先限於軍械，所謂「堅船利炮」，但是朝政腐敗，連這一點都沒有希望。改革者進而要求實行君主立憲，後來乾脆要推翻帝制。本世紀初年，嚴復翻譯了亞當．斯密、約翰．史都華．彌爾、赫伯特．斯賓塞、托馬斯．赫胥黎，行文一律用古雅的文言，讀者眾多。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變成「物競天擇」，聽著相當像孔子的話。「西哲有言」是時人為文的常用語，所徵引的句子大概比美國人寫的「孔子說」有憑據。
“大約在一次世界大戰快結束的時候，有個中國批評家抱怨「根據迻譯作品之數量，萊德．哈葛德一定是最偉大的西方作家。」43不知你們可曾聽說過他。我自己遇見Rider Haggard這名字的時候，也沒省悟他並非別人，就是西洋大小說家哈葛德。我沒有看過從他最馳名的幻想小說44改編的電影《她》（She），但是用中文讀過他一部較次要的作品，題為《煙水愁城錄》[45]，講三個英國人與一個祖魯族戰士穿越地球中心，從另一邊出來，進入一個頗像墨西哥或秘魯的國家，統治者是兩位年輕貌美的女王，姊妹倆，好姊妹金頭髮，壞姊妹黑頭髮。她倆雙雙愛上金髮的亨利，不惜發動內戰爭奪他。壞姊妹戰敗了，像埃及豔后一樣自殺而終。
“譯者是林紓，他文言出眾但是不懂英文，與一個魏君合作，魏用中文將原著口述出來。他們這團隊碩果纍纍，效仿者很多。狄更斯、華特．司各特爵士、《天方夜譚》、《威克菲德的牧師》（The Vicar of Wakefield）、霍桑的《紅字》與夏洛克．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一名風行全國，家喻戶曉── 全是文言，彷彿一面銅鏡中的”“倒影。林紓的譯筆，尤其是他翻譯的狄更斯，不乏譯壇泰斗讚美，亞瑟．威利（Arthur Waley）便曾經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號《大西洋月刊》的〈翻譯筆記〉中寫道：「狄更斯難免成了一個不大一樣的作家，在我看來更勝一籌，過於繁複、誇大其辭與喋喋不休的毛病均不復再見。」
“我看過改良的《大衛．科波菲爾》[46]。在不論作者而籠統稱為「林譯小說」的種種書裏，這一部也許最有名。當時的讀者飽受國難之痛，這些小說風行一時不僅是逃避，更是向外的探尋。至少在銷路上，當時是中文翻譯的黃金時代，儘管嚴格說來它並非翻譯。有位批評家從一個偵探故事裏摘出一段：偵探生氣了，「拂袖而去」── 這個文言詞語指中國古裝的廣袖，含怒離去時大袖一甩是個很自然的姿態。這批評家納罕，也不知偵探穿的可是牛津學生的學袍[47]。
林譯小說的十年，適逢白話文學出世，它可以用頭號雜誌《新青年》來分期：從一九一五直到二○年。一九二一年後《新青年》轉向馬克思主義，逐漸門庭稀落。最初那五年激起了公眾的巨大反響，原先那種將外語譯成一種死語言、多少屬於二重翻譯的笨拙實踐自此絕跡。”
“人們後來將白話文學運動與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愛國運動聯繫起來。帝制覆亡後，整個軍閥時代中國長年處於危急狀態。這時期開始大量輸入最上乘的西洋著作。自一九一五年起，《新青年》譯介了托爾斯泰、馬克思、伯特蘭．羅素與哲學家約翰．杜威，出版過一期易卜生專號，”
“因為五四的領袖人物胡適博士相信，一種健康的個人主義，能夠矯正在宋明理學支配下過度發展，以至於奪去許多基本人權的家庭制度。不難理解在年輕人心目中，頭等大事是自由戀愛結婚的權利，若已被迫盲婚而夫妻不睦，則在意可否離婚。樂觀地看，個人責任會隨著個人權利來臨。一旦自我扎實了，男子就會重視人格的整全，多於供養一大家子的責任── 文化移植的關鍵盡在於此，對於中國是這樣，對於當今新興的民族國家也是一樣。
“重點是構建民族意識。最早用白話翻譯的短篇小說在我們的教科書中反覆出現，人人都學了五六遍，譬如阿爾封斯．都德的〈最後一課〉，還有一篇也關於普魯士和法國的戰爭，作者我想是莫泊桑，講一個陸軍老上尉在窗前敬禮，到頭來發覺那是敵軍進入巴黎。[48]普法戰爭在我們童年裏是個龐然大物，一場大戰。居後的熱門篇目為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女孩〉與莫泊桑的〈項鏈〉。”
“西洋文學的功用在於扶持稚嫩的新文學，幫助它長成。為什麼一個文學遺產值得自豪的國家，要拋棄過去從頭再來？因為盛衰各有其時，猶如某一時期的藝術越過高峰後。中國有過好幾個高峰，一般而言是發生於不同的領域裏。到本世紀，像胡適博士說的，時下的小說題材無非官員與妓女，不然就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人。寫歌妓恩客的小說盛行，題材也擴展到上流歡場及幕後的權貴秘辛。我們需要一種更貼近自己人生的文學。老東西還在，優美如昔，但是已彷彿舊衣一般不再稱身了。”
“可是幹嗎自拆門牆？一直有人說。為什麼不能像日本那樣在上面添加？其實在中國西化之初，口號正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底子是中國的，但是採用西洋的技術。它沒有成功。中國本身幾乎自成一個大陸，人多，歷史的重量又大，無比的慣性養成了一種自得自滿與優越感，以至於只可能吸收一點皮毛。”
“薩默塞特．毛姆一九二○年到訪中國，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中國屏風》（On a Chinese Screen）一書，集內有兩篇速寫是他與未指名道姓的中國學者的談話錄，今日回顧，這些文字並不止於顯現了時代的脾性。〈哲學家〉大家知道是辜鴻銘博士，毛姆此行遇見的白人和中國人當中，唯獨辜鴻銘一人令他刮目相看。〈戲劇學者〉現在被認出是北京大學的宋春舫教授，他通曉多國外語，曾經在日內瓦、巴黎、柏林、維也納學習，寫過一部法文書談中國戲劇。毛姆寫道：「留學經歷使他對司克里布（Scribe）有可驚的熱忱，甚至於倡議將其作品當成典範來復興中國戲劇。」宋教授拋開採象徵手法的中國戲曲，想要「佳構劇」、情節逆轉、換幕。”
“他對於白里歐（Brieux）劇本Les Avariés的讚賞更是叫毛姆大倒胃口── 此劇英文改編版稱為Damaged Goods，本世紀初曾在英美上演，極為成功；它以《梅毒》為題譯成中文。── 「我以為這是歐洲繼司克里布之後最出色的舞台劇⋯⋯您要知道我們的學生對社會學問題興趣濃厚，」他告訴毛姆。”
“宋教授見到易卜生與蕭伯納的問題劇在中國舞台上失利之後，於一九二一年這樣寫道：「吾屢讀西歐名家劇本，實未有若司氏之著作之切合我國人之心理者。」[49]全為了贏得中國觀眾，令國家改變。但是在我看來，即使情節逆轉與動人心魄的換幕過時了，欣賞它們也不一定就是沒品味。幕布作為舞台用具在中國前所未有，其戲劇潛力尚待探索。中國戲曲是一種綜合藝術，將戲劇、音樂、舞蹈與雜技共冶一爐，沒有純粹而凝聚的戲劇高潮。你得先擁有一樣東西才談得到揚棄它。一般人公認，我們三○年代末期寫作的劇作家曹禺受過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的影響。研究中國戲劇的美國人近年發現，他受過司克里布流派的影響。看來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發展階段，只是宋教授超前於時代將近二十年。一九二○年文明戲剛從日本引進的時候，裏面有大量的臨場發揮，滔滔不絕評議時事，掌聲如雷，打斷了演出，當年的世態可想而知。你也許會說：如果他們喜歡這樣接受訊息也行呀。（Well, if they prefer their message this way.）
“毛姆專程去了一趟西南方的成都會見辜鴻銘博士。辜鴻銘在柏林牛津研讀過德英兩國的文學與哲學，用英文寫作，落筆有卡萊爾與馬修．阿諾德之風。林語堂對他翻譯的儒家經典推崇備至。不過他出名大半是由於個性張狂，逸事多多。他抽鴉片，特立獨行地保留著辮子，表示忠於已滅亡的朝代。有一回在電影院裏，鄰座兩個洋人忍俊不禁，顯然正在說他。他便故意撓癢，唾在地上又摳鼻孔，然後用牛津腔英語對同伴談起一個學問高深的話題。另一”次他在洋人面前迴護多妻制度，指著桌上的一套茶具道：「是一個茶壺配許多茶杯，不是一個茶杯配許多茶壺。」有人也將這故事歸到外交官顧維鈞名下。
“他向毛姆博學地談論英國哲學家休謨和貝克萊，談到他們對神學的退讓 。一切終歸都證明著儒家的優越性。提起才歸國的留學生們如何毀壞世界上最古的文明，他怨懟起來。「你們將可怕的發明強加於我們⋯⋯將來黃種人能夠造出跟白種人一樣好的鎗，鎗法也練得一樣好的時候，你們還有什麼優勢？」這是本能的反擊，不是哲人的言語。這話現在還是聽著耳熟。毛姆的態度也能夠代表甚至今天的西方知識分子，他敬重民族的自尊，敬重對西方財勢概不動心的隱士。他不希望中國改變，這國家神秘、可愛又美好，還是像十八世紀耶穌會士來華時深深為之震撼的初遇一樣 。現在北京又一次變作紫禁城，更有助於保全這種想像。”
“西化的下一階段是五四的收成，可以用頭號雜誌《小說月報》來分期：從一九二一直到三二年。在它依然繁榮的一九三二年，出版者商務印書館在淞滬抗戰期間被日軍炸彈擊中，以恰當的方式結束了這個時期。當時彷彿新發現了西方一般，樣樣清新，孩子似的生機旺盛，言必稱雪萊── 英年早逝的金髮詩人，溺亡於他鍾情的大海；雲雀、夜鶯── 中國沒有的鳥。西方對東方或非洲蠶食的方面固然引起憤慨，但是一般人相信西方在它們國內是好的，公平、體面、前進。叫人注意西方社會弊病的態度被形容為「外國也有臭蟲」，是替我們自身的缺點找藉口。”
“我們最著名的作家最早寫成的短篇小說大多發表於《小說月報》，但是它也將大量篇幅奉獻給十九世紀、二十世紀西洋作家的譯介，尤其是俄國人與東歐人，因為編輯們相信中國與這些受壓迫的國家類似，能夠學習它們的經驗。書目不拘一格：希臘神話、蕭伯納的《武器與人》、奧斯卡．王爾德的《莎樂美》。日本作家菊池寬與芥川龍之介都為人熟知，頗有影響，尤其芥川，他的短篇小說被改編成了電影《羅生門》。”
“日軍步步進逼帶來了空氣的改變。政府一味隱忍引起民眾的憤懣，而終於跟日本爆發戰事之後，頭幾年只有蘇俄一國施援，因此很多人怨恨西方與國際聯盟── 這些，又加上經濟大蕭條，與各國知識分子轉向左翼，種種外因使政治傾向性的文學逐漸變成一九三二年後的主流。介紹過的西方作家當中，俄國人一枝獨秀。司湯達的《紅與黑》出了譯本，毫無漣漪；同樣的還有荷馬史詩、古希臘戲劇家、但丁、莎士比亞、彌爾頓、波德萊爾與蕭伯納、漢姆生（Hamsun）的《飢餓》，以及辛克萊．路易斯的《大街》（Main Street）── 可是讀著很乏味，譯者並不努力再現它的風格；想像以基本英語寫出的辛克萊．路易斯吧。哈代、德萊塞、斯坦貝克與奧尼爾反響稍佳。競爭本來有限。新文學是改革運動的一部分，改革者已經擔著傷風敗俗的罪名，選譯什麼書得要格外謹慎。馬克思無妨，佛洛依德不妥。價值觀必須積極，道德模糊或犬儒主義的不要。暴露污穢與態度消極的東西暗示「外國也有臭蟲」。這就摒除了很大一部分西方現代文學，而主要留下“俄羅斯文學的巨人；在我們的時代，聲譽有增無減的十九世紀作家只有他們。
易卜生的劇本裏，只有 《玩偶之家》留下來，中國每一所女校排演畢業劇，它都是首選。不然就是奧斯卡．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通常認為它過於大膽了一點。有趣的是兩齣戲都穿現代洋裝來演。《茶花女》也一樣，我記得看見她穿一襲露背的夜禮服。扮戲的西洋古裝很難找到，不過事實上《玩偶之家》、《少奶奶的扇子》、《茶花女》的情境在中國都是當代的。時間在那邊滯後了。”
“日軍進犯激起群情洶湧，愛國劇在嚴肅劇場裏大為興盛，都是些關於抵禦外侮的歷史傳奇。公眾厭倦歷史劇以後，戰後戲院裏有限的總共八九個保留劇目包含四部外國作品── 《呼嘯山莊》、果戈理的《欽差大臣》、高爾基的《底層》、安德列耶夫的《一個挨耳光的人》。其中三部從俄國作品改編。”
“俄國作品風行的原因被歸結為社會結構的相似性，譬如官僚系統，《欽差大臣》長盛不衰便是這緣故。但是關情於沙俄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它是過去的、消逝的，與老中國一樣地死了，而結束得更為兇暴。它的優雅既懷舊又安慰，連激進的左派也能夠安全地欣賞。正如有人把聖誕節喚作外國冬至，《戰爭與和平》也被稱為外國《紅樓夢》，跟我們的《紅樓夢》一樣是鴻篇巨制，有眾多迷人的女角，性情各異。但是屠格涅夫才是最受偏愛的作家，遠遠超過別人。就連陀思妥耶夫斯基，大眾口味也不”“覺得他太沉重。當然有高爾基，而果戈理除了《欽差大臣》始終水土不服。
史達林主義在電影中影響力最強。一些蘇俄短篇小說得到翻譯，大多是諷刺故事。詩人葉賽寧取代了雪萊的地位── 青年自殺，也和雪萊一樣是金頭髮。中國三○年間有個詩人用李金髮這名字寫作，我不知是否與此有關。”
“隨著西方書籍的譯介逐漸凋敝，只剩下文壇小販出版英漢對照教科書還有利可圖了。這種書錯誤百出，常遭學校禁用，有《金銀島》、《織工馬南傳》等等。健筆的譯者傅東華翻譯了《飄》，第一本影響深遠的美國書。一九四二年改編成話劇，背景設在軍閥交戰的時期，也演過很久。前幾年我還在一種台灣出版物上看到「像郝思嘉說的：『我今天不要想這事了。且等明天再想吧。』」另一次是一句名氣較小的引言，出自某個小角色之口，是個女人。”
“同一位譯者還翻譯了《永遠的琥珀》（Forever Amber），不那麼成功。〈瑞普．凡．溫克爾〉 （“Rip Van Winkle”）裏的一行著名文字使他廣為人知，他將「（一七）七六年的英雄」翻成「七十六烈士」[50]。（〈瑞普．凡．溫克爾〉近年被重譯為〈李伯大夢〉[51]。）這個名句我就不清楚是誰的責任了：宴會上某人「舉起一片烤麵包」。[52]”
“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大陸上，比史達林主義的俄國還要嚴格的意識形態要求使作家們噤若寒蟬。但是跟蘇俄一樣，對過去的文學有一套雙重標準。五○初葉曾經有消息，要安排一位優秀的譯者翻譯巴爾扎克全集。當時看來中國就快成為西方經典的一方樂土，就像在蘇俄，純然由於讀物匱乏，這些書依舊有人看，有人喜歡，生命力如故，而不像它們在外面的世界那樣享有可疑的不朽地位── 我們通常只等著它們攝成電影。”
“當然自從「文化大革命」，一切西方文學與俄羅斯文學都遭到壓制。即使毛澤東的繼任者們最終翻轉他的政策，巴爾扎克也肯定是不急之務。毛澤東的仇外心理，有人歸咎於他不出鄉土的學歷。由於反激作用，在西化壓力下飽受歧視的人都有仇外心理，只不過在他身上，這種感情延及俄國人，大概是由於二○年間和三○初葉他在黨內也受過的歧視。雖然任何一個新興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都有這樣不幸的一面，但是中國人的痛切之情特別深，因為在過去那個將科舉用作社會晋升階梯的年代，教育並不怎樣花錢。功成名就的人會出資興辦鄉校，讓同族的許多男丁免費讀書。鄉村教師的酬勞往往以實物代償。說起來任何農家子弟都有可能官至宰相。在總共四級的考試中，從縣治舉行的初級直到京城舉行的最高一級，“考生們都要寫格律嚴謹的詩和引經據典的官樣文章，這種知識訓練曾經束縛中國人的頭腦長達千百年之久。科舉是一項武斷的智力測驗，但是還算公平，有一套精密的制度來預防營私舞弊。比如考生姓名密封著，考官們並不知曉。本世紀初廢止科”舉是亟需的改革之一，但是現代學堂、專科學校、外國大學全都費用太貴，私塾還是照開不誤。
“毛澤東一貫反對文學裏的西方影響，鼓吹「民族形式」。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寫道：「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53]西方導向的左派文學成功使學生與知識分子投向延安那邊以後，農民群眾及其品味── 還有毛自己的品味── 就轉為重點了。共產黨報刊至今是典型的「洋八股」與「空洞抽象的調頭」，文體臃腫，仿效著三○年間左派所喜歡的直譯。林語堂一派偏愛意譯，《西風》雜誌和現在《讀者文摘》的中文版都能代表這種風格。”
“毛澤東否定了現代中國文學，其中大部分衍生自舶來品。對於世界上其他地方，它的主要價值在於社會實錄。最佳作品以憤怒與自我憎惡見長，這對於西方又是沒有吸引力的，因為西方不覺得中國現在或從前有任何不妥。這是缺乏對流的原因之一。至於中國過去的文學，林語堂花了許多工夫介紹散文，不過最精采的東西是詩與長篇小說。中國詩的翻譯品質比不上日本俳句，有些人聲稱它的真髓始終沒有譯出。中國長篇小說的發展之路與西方小說大相逕庭，它在西方人眼中可能顯得太外在化，也鋪展得太薄。《紅樓夢》集中國長篇小說之大成，作者終生屢易其稿，緩慢地錘鍊這部驚人地現代化而且錯綜複雜的作品── 當時理查森的《帕梅拉》（Pamela）在英國剛發表── 他卒年不滿五十，書未寫完，被人續上與他毫不相干的最後三分之一，令作品貶值。《紅樓夢》遠遠走在時代之”前，當時無人讀透，經此挫折，中國古典小說始終沒有徹底復元。
“大陸與台灣都淡化五四運動，壓制五四文學的傳播，因為它太富於自由主義精神。台灣如此，還因為自由主義最終導向共產主義，或那些作家留在大陸。學校裏只教文言文與西方作品。但是缺少現代中國文學作為紐帶，一切不知道怎麼好像與別的── 尤其是生活── 都不再相干了。時下的逃避主義文學空洞而幼稚。西方影響如油與水一樣截然分開，儘管有些台灣本省作家仍舊顯出日本的影響。翻譯倚重選擇素有聲望的人：哲學家杜威，台灣依然將他奉若神明；伯特蘭．羅素；一部美國詩選；美國文學評論。杜威一紙風行。那美國詩選甚至還有一種盜印本。香港有人翻譯了亨利．詹姆斯的兩個中篇小說〈黛絲．米勒〉與〈碧廬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前言指出黛絲．米勒既是《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中黛絲的原型，也是《倩女懷春》（The Moon Is Blue）“與《七年之癢》（The Seven Year Itch）的女主角── 三部作品均以電影版為人所知，所以是很聰明的指涉。[54]〈碧廬冤孽〉不用介紹， 電影是英格麗．褒曼主演的。類似地，海明威也彷彿與改編的電影合而為一了。”
“台灣一家出版社新近的書目列出賽珍珠的《北平的來信》（Letters from Peking）、約翰．赫瑟（John Hersey）的 《萬里長江》（A Single Pebble）、詹姆斯．密契納（James Michener）的《夏威夷》，以及達芙妮．杜莫里耶（Daphne Du Maurier）的一種書、維多莉”“亞．荷特（Victoria Holt）的三種── 類似《飄》的古裝小說。香港那邊，有位作家從伊夫林．沃的小說《重訪莊園》（Brideshead Revisited）裏選譯了一章樣本[55]；這件苦工只是出於個人愛好，因為沒有出版商感興趣。他們不無道理地擔心作品見棄於讀者，但是有廣大的區域尚未觸及，尚未探測。五四定下的基調將西方看作精神導師，已是一種人為淨化過的視野，如今大勢所趨，香港與台灣又捲入全球性的美國化圖景裏── 港台立足維艱，這種演變只會比別處更甚── 卻沒有五四時期不問得失、一心探索的熱忱。想像力需要空間，它需要距離與寬鬆的環境。[56]”
“結果遠遠襯不上七十年前的吉利的開端，在兩次互相獨立的起步之後。我們只能停步於此嗎？東西方究竟能不能相遇？即使沒有當前的政治局勢，西方也處於可以打破僵局的有利地位，就像唐朝的中國，充滿自信，從印度與中亞拿來許多東西，絲毫不怕失去本色。至今西方的中國視野依然與中國人對西方的理解一樣刻板局促，狹窄的視野會最終導向狹隘的興趣。”
嗯⋯⋯張愛玲的手稿，字跡倒像她人，瘦而倔。
不過這帖的標題問「周恩來為什麼沒留住張愛玲」，配的卻是書信與演講稿影印，兩件事中間隔著一層。
要問的是她走，還是她留？
先想清楚，再翻頁。
有想把曹雪芹摁到地獄陰司的，
有想把 Elon Musk Trump some of Trump’s real supporters Vladimir Putin President Xi Benjamin Netanyahu “Put them all on that spaceship and send them off 的，
這世界就可以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