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教育如此,學生如何,都不意外了。
一切要从1966年说起。那一年,《铁道游击队》被列入了最早受到批判的电影之一。罪名如今说起来近乎荒唐:影片没有突出某些战略原则,游击队不依靠群众,政治工作表现不足,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影片热衷惊险传奇,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就连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被判定为"很不健康"。1968年印发的《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电影四百部》中,《铁道游击队》名列其中。
写游击队抗日的电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参加过抗战的作家,成了反革命。歌颂抗日英雄的歌曲,成了攻击领袖的暗器。
最离奇的罪名落在《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歌词上。“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有人由此"发现":《东方红》唱的是"东方红,太阳升",那么"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便是故意与之对抗,是把领袖影射成即将落山的太阳。一首写黄昏的歌,就这样被审讯成一份政治口供。
微山湖上的太阳每天都从西边落下,没有人在乎;这首歌写于1956年,也没有人在乎。在那个年代的逻辑里,你若解释自己写的是自然景色,便说明你隐藏得深;你若承认歌词可以引起联想,便坐实了罪名;你若保持沉默,就是负隅顽抗。
在这种逻辑下,作者永远无法证明清白。刘知侠被扣上"山东文艺黑线头子"“苏修特务”“反党作家"的帽子,《大众日报》连续刊出整版批判文章。更荒谬的是,他书里有一段真实历史:铁道游击队曾掩护化名"胡服"的刘少奇穿越铁路。刘少奇被打倒后,这段忠实记录一夜之间变成了刘知侠的"反革命罪证”。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词作者芦芒,1979年去世,五十九岁。他没有死在批斗场上,但他生命中最好的十年,是在批判、恐惧和噤声里度过的。一个诗人不能写诗,就像一条河不能流动,熬过去不算活着。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作曲者吕其明熬得最久。2026年7月,九十六岁高龄的他仍在公开参加音乐活动。当年那个因为"西边的太阳"而被揪斗的年轻人,终于活到了人们重新把那首歌叫做经典的时代。
但有人没有等到。
冯喆没有。芦芒没有。还有许多名字,连完整的生卒年月都没能留下。
普通高中语文教师还敢痛骂教材吗?
剛罵過。
考慮開播客公開罵。
快开我要听![]()
正經人誰聽語文課啊⋯⋯
又没说我是正经人……
好有道理⋯⋯
下次舉報你肯定也在名單上了:)
又骂上了小孙。
哪又了,怎麼又了,我可從來只罵書,不罵人的。
喜欢听青叔音是吧你小子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抗战歌曲吗?
抗战时期它还没出世了,这首歌曲是随着1956年铁道游击队电影诞生的,这时抗战已经结束10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