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赵子昂，宋朝的宗室，但是做了元朝的官，所以后人不原谅，天下事很难说。我最近时常临帖，看到碑帖，那时对于改朝换代好像没有后来那么看重。试想，由北魏变西魏，由西魏变北周，由北周变隋，由隋变唐，到了唐太宗的时候，还给隋朝的功臣立碑，隋朝也给北周的功臣立碑，北周也给北魏的功臣立碑，而且有的是世世代代官越做越大，不是说你侍奉这个朝代就不侍奉那个朝代。当时的朝廷、皇帝得看这些门第的贵族眼色行事，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这些门第出身的后代都是世臣，家族的势力非常之雄厚，所以新的皇朝建立了之后，不但不追究这些大臣，反而得利用这些大臣。你捧我吧，我就坐稳了；你都不跟我合作，我的天下坐不下去。那时改朝换代的观念不像后来。后来为什么改朝换代的思想那么严格，就因为宋朝是被少数民族给亡了，被元亡了，辽、金、元都是少数民族，而元是被汉族明朝给亡了，而明之后的清又是一个少数民族。所以现在思想界有个问题，民族主义到底应该不应该肯定。所谓忠臣义士，常常是民族主义的忠臣义士，他对那个王朝尽忠，可是有时也难说。
没什么，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Last edited by @dfeath777 2025-12-23T05:15:5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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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的背景不同，生活不同，遭遇不同。安史之乱中，郑虔、王维等都没有逃走，郑虔因为接受了一个伪职，后来就被贬。我常想，抗战八年，很多人留在北京、天津。现在不少人替周作人辩护，但当汉奸这事，究竟是差了点儿。我最近看见一个故事，说上海出版界和有关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曾在俞平老生前去见他，请他写《知堂回忆录》，俞先生正颜厉色地说“我不写”，当时那两人很尴尬。后来，俞老外孙韦柰解释说，俞老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沧桑，“文革”后厌倦了，不想说话了。我跟了俞老四十五年，最后几次我去看俞先生，就是他做九十大寿以前，每一次他说的话，不客气讲，都带有遗嘱性质。他说，你是我的学生，你要替我说几件事情，第一，我不是单纯的红学家；第二，我不是追随周作人学晚明小品的。俞先生其实对周二先生很关切。周二先生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和张奚若等好多人一起联名给胡适写信，请国民党保释周作人。文革当中，我三次去看俞先生，第一次，他被扣在文研所不让回家，只有师母在家，我安慰了师母半天。我从老君堂的房子出来，小孩冲我扔砖头、吐唾沫。第二次，俞先生能回家了，他让我上屋里去，说有些事情你师母不知道，我跟你说，对我谈了在所里如何如何受罪，然后问我是否知道周先生的情况。我跟他说，我可以冒着风险来看先生，但实在没有胆子去八道湾儿看周二先生。第三次去，俞先生和师母去河南下乡。这些我都写在书里，足以证明俞先生惦记老师。俞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榜样。俞先生对他的老师周二先生很尊重，周先生写的《八十寿诗》，俞先生就贴在墙上，根本不避讳。抗战期间，周作人在伪北大做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做教育总署的督办，俞先生当时穷得没饭吃，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但就是不去伪北大教书。他公与私的界线划得很清楚，他进伪北大易如反掌，钱稻孙、周作人都是他熟人，关系都不错，但他宁可挨饿。后来在伪北大任职的人待不住了，郑骞去了台湾，容庚去了中山大学。别人的是非不管，俞先生自己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往前再跨一步。他去了中国大学教书，工资极低。当时很多人去中国大学教书，因为何其巩是国民党线上的。俞先生告诉我，这条线不能跨越，私交归私交。我去看周二先生也很恭敬，因为我是俞先生的学生，他就是太老师一辈的，有事请教，跟他商量，日久也熟，但对政治始终一字不提。所以俞先生不写回忆录。我的态度跟我的老师一样，汉奸就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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