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一首“朦胧体”的诗曾经在广大读者中引起过反响,得到过好评?写诗是为了给人读的,诗人总得有些群众观点吧?

史料选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

编者按:最近一个时期,编辑部收到不少来稿、来信,对近一、二年来《诗刊》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某些诗作,作出不同的评价。有的反映这些诗不易读懂,甚至读不懂,认为这是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一种不良倾向,应该批评;有的认为这种诗标志着“诗歌现代化”的开始,是促进诗歌发展的创新与探索,应予肯定。我们感到,这个分歧涉及如何看待诗歌的社会功能,也涉及诗歌创作和鉴赏中的其他问题,有必要展开讨论。广大关心诗歌的同志在刊物上就有关问题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取长补短,使认识逐步深入,将有助于繁荣我们的诗歌创作。
本期发表章明、晓鸣同志的两篇文章,作为讨论的开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讨论。

诗,应该含蓄,切忌浅露,应该深刻,切忌浮泛,应该新颖,切忌落套。诗人应当有充分的自由和广阔的天地去驰骋想象,抒发感情,追求独特的构思,运用新奇的表现手法。这些都是众所公认的常识,没有什么争议的。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败坏了我们的文风和诗风,许多标语口号式的、廉价大话式的“诗”充斥报刊,倒了读者的胃口,影响了新诗的声誉。经过拨乱反正,如今诗风大好,出现了不少感情真挚、思想深刻、形象鲜明、语言警策的好诗,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赏和欢迎。但是,也有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对于这种现象,有的同志认为若是写文章就不应如此,写诗则“倒还罢了”。但我觉得即使是诗,也不能“罢了”,而是可以商榷、应该讨论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说一说自己的一孔之见。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

比如《诗刊》今年第一期有一首题名为《秋》的短诗,似乎可以归入这一体之内: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

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

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

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现在,平易的天空没有浮云,

山川明净,视野格外宽远;

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呵,

河水也像是来自更深处的源泉。

紊乱的气流经过发酵,

在山谷里酿成透明的好酒;

吹来的是第几阵秋意?醉人的香味

已把秋花秋叶深深染透。

街树也用红颜色暗示点什么,

自行车的车轮闪射着朝气;

吊车的长臂在高空指向远方,

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

这首诗初看一两遍是很难理解的。我担心问题出在自己的低能,于是向一位经常写诗的同志请教,他读了也摇头说不懂。我们两个经过一个来小时的共同研究,这才仿佛地猜到作者的用意(而且不知猜得对不对)是把文化革命的十年动乱比作“阵雨喧闹的夏季”,而现在,一切都像秋天一样的明净爽朗了。如果我们猜得不错,这首诗的立意和构思都是很好的;但是在表现手法上又何必写得这样深奥难懂呢?“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开头一句就叫人捉摸不透。初打鸣的小公鸡可能发出不成熟的音调,大公鸡的声调就成熟了。可鸽哨是一种发声的器具,它的音调很难有什么成熟与不成熟之分。天空用“平易”来形容,是很希奇的。“紊乱的气流经过发酵”,说气流发酵,不知道是不是用以比喻气流膨胀,但膨胀的气流酿出“透明的好酒”又是什么意思呢?“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信息不是一种物质实体,它能被扫描出来呀?再说,既然是用酷暑来比喻十年动乱,那为什么第二节又扯到春天,使读者产生思想紊乱呢?“经历春天萌芽的破土,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这样的句子读来也觉得别扭,不像是中国话,仿佛作者是先用外文写出来,然后再把它译成汉语似的。

如果说这首诗还不算十分“朦胧”的话,那么,今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副刊上一组题为《海南情思》的短诗就更进一步了,而尤其是当中的第三首,《夜》:

岛在棕榈叶下闭着眼睛,
梦中,不安地抖动肩膀,
于是,一个青椰子掉进海里,
静悄悄地,溅起
一片绿色的月光,
十片绿色的月光,
一百片绿色的月光,
在这样的夜晚。
使所有的心荡漾、荡漾……
隐隐地,轻溜在天边滚过,
讲述着热带的地方
绿的家乡……

我不否认,作者是很有想象力的。梦中的岛抖动着肩膀,抖落了青色的椰子,震动了月光下的海水,这很有意境,而且很美。但是, 通过这些形象的描绘,作者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感情,什么思想,那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来的。一个椰子掉进海里,不管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想象的或感情的重量,恐怕也不能“使所有的心荡漾”起来吧?“轻雷”指的是什么?椰子落水的声音能和雷声(哪怕是“轻雷”)相比拟吗?海南岛并非热带,椰子也没有离开故土,它为什么要,又向谁去讲述“绿的家乡”?讲述的目的和意义又何在呢?

我举上述的两首诗为例,并不是说它们是“朦胧体”的代表作,比这更朦胧的还大有诗在,它们简直是梦幻,是永远难以索解的“谜”。

“朦胧”并不是含蓄,而只是含混;费解也不等于深刻,而只能叫人觉得“高深莫测”。我猜想,这些诗之所以写得“朦胧”,其原因可能是作者本来就没有想得清楚。我们再看近几年来出现的以艾青的《在浪尖上》为代表的许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好诗,尽管它们在风格上各有特色,却毫无例外都是不晦涩的、读得懂的。初读一遍,立即在心里引起共鸣,细读几回,越觉得“此中有真意”。请举《小草在歌唱》中的一段为例:

……
我曾苦恼,
我曾惆怅,
专制下,吓破过胆子,
风暴里,迷失过方向!
如丝如缕的小草哟,
你在骄傲地歌唱,
感谢你用鞭子
抽在我的心上,
让我清醒!
让我清醒!
昏睡的生活,
比死更可悲,
愚昧的日子,
比猪更肮脏!

真诚深切的感情,明快晓畅的语言,像清风一样,在读者心中唤起波澜。我决不是主张所有的诗都必须这样写,要求风格的划一,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请问有哪一首“朦胧体”的诗曾经在广大读者中引起过反响,得到过好评?写诗是为了给人读的,诗人总得有些群众观点吧?

也许有的同志会提出反驳:古人也曾有过“诗无达诂”,“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说法。诗人的想象、抒发、比喻、寄托等等,往往是奇特的,不可以用常理来衡量的。要是都像你这样“较真”起来,那么诗就没法子写了。我觉得这个反驳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我完全拥护:诗人可以跨上感情的骏马自由奔驰,可以采用奇特的比喻、高度的夸张、突兀的联想、深沉的寄托……就像李白可以写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样绝无此理而又不失为“真”的句子来。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做到贴切和自然,遣字造句也要照顾到中国话的语法规律,否则就会流于怪诞、玄虚、生涩。连读都读不懂,怎能指望读者产生共鸣、受到感染呢?
也许又有的同志会表示异议:读不懂,不一定就不是好诗。比如李贺的诗被人称为“奇诡”,有一些也是十分难懂的。李商隐的几首《无题》诗,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解不开,但他们都不失为大名家,他们的诗不也传诵至今吗?对于这种说法我也不能完全同意,这里需要具体分析。李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于他大胆标新立异,追求奇意警句,决不落前人窠臼的精神。而他的缺点却正是过分雕琢,弄得晦涩难解。至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大多数并无“朦胧”之处,相反地读来给人以明丽深情的印象。例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这里并没有什么读不懂的句子。它们之所以被认为“隐晦”,焦点是有人认为是爱情诗,有人认为是借写爱情而另有政治上的寄托,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实,因此引起争论。这种情况是不能作为给“朦胧体”辩护的理由的。
当然,很可能还有的同志会提出责难:姑且承认近来的诗作里有你所谓的“艨胧”一体吧,但是,我们今天贯彻“双百”方针,大力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朦胧体”不也是百花中的一朵花吗,又何劳你喋喋不休地加以反对呢?首先,我必须声明我并没有“扼杀”任何一种风格的意图。谁愿意写“朦胧体”的诗悉听尊便,而且我还相信可能有少数读者会欣赏这种诗体。但我仍然要说:固然,一看就懂的诗不一定就是好诗,但叫人看不懂的诗却决不是好诗,也决受不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这种诗体占了上风,新诗的声誉也会由此受到影响甚至给败坏掉的。我们需要向世界各国的好诗汲取营养,决不能闭目塞听;但千万不能因此丢掉我们自己的民族风格。再说,在全国人民紧张努力奔四化的今天,大家都很忙。“人间要好诗”,读一首好诗当然不会像吃冰棍那样容易,但我也希望不要像读天书那样难。猜来猜去猜了半天而仍无所获或所获甚微,就像苏轼《读孟郊诗》里说的:“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虫越,竟日持空螯”,这实在是一种人力和精神的浪费。
有的诗,读了令人神往,有的诗,读了发人深思;有的诗,读了叫人得到美的享受。而“朦胧体”的诗呢?读了只能使人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气闷。——所以我这篇短文的题目就叫做“令人气闷的‘蒙胧’”。
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于广州

文丨原载《诗刊》1980年第8期,文章前加有“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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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选》:禁锢时代的精神松绑
特约撰稿 商震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7-01

1980年,《今天》的黄金时代

“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今天》

中国文化史记得1978年12月23日。《今天》杂志第一期在北京出刊。刊出的诗作有蔡其矫的《风景画》、《给》、《思念》,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如上“致读者”即使《今天》的发刊词。当时,被激情和自我表达燃烧着的诗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席卷中国的朦胧诗潮自此波涛涌动。

三十年前,我国刚刚涌动改革开放的初潮。人们意识到,十年“文革”的后果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都亟待建设与重新叙事,可谓百业待兴。此时,诗歌,尤其是朦胧诗成为斩解禁锢的利剑,为人们提供精神松绑和喘息的空间。

那时,有利剑和晨钟作用的诗,被称作“朦胧诗”。人们传诵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那时,诗歌朴素、真挚的情愫,表达了人们的心理诉求,催发了广泛的共鸣,也催发了诗歌繁荣、文化复兴。

其实在《今天》创刊之前,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文革”期间,中国民间就已涌动着后来被称为“地下诗群”的潜流。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北京有不少类似“太阳纵队”这样的文学小组或小沙龙。他们私底下热情地写诗,跨校组织诗歌朗诵会。70年代初,食指、黄翔、贵州诗人群,多多、根子等“白洋淀诗群”紧接着纷纷亮出诗作。1978年,《今天》创刊。北岛、芒克、江河、杨炼、顾城、舒婷等才以不凡的气势及勇猛的力量撞开诗歌的新纪元。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记录了先行者的脚印。

那段时间是《今天》的黄金时代。《今天》共出版九期,除刊物外,还出版《今天》文学资料三期,《今天》丛书四种。其间,在玉渊潭公园组织过两次诗歌朗诵会,两次协助举办当时的先锋美术活动“星星画展”。1980年9月,《今天》停刊,其后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由于《今天》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组织者和撰稿人在“新诗潮”中的地位,《今天》、“今天诗群”的作品,在后来的诗歌史叙述中,被看作朦胧诗的核心。

《朦胧诗选》引起激烈大讨论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谢冕

“今天诗群”这个时期的作品真正被命名为“朦胧诗”,缘于章明先生的一篇质疑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文章发表于1980年《诗刊》第八期。文章以“朦胧”尖锐反诘“今天诗群”。可能作者也不曾想到,原本的批评之语居然成为“今天诗群”最准确的命名。

春风文艺出版社敏感的编辑们立刻以此为名组织编辑出版《朦胧诗选》。淡绿色的书封、雨后落花般朦胧的设计,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内在……《朦胧诗选》一经出版,洛阳纸贵,受到青年人的追捧。那时候,穿着牛仔裤、戴着墨镜、手执一本《朦胧诗选》的形象,几乎成为标准的时髦青年模式。

“朦胧诗潮”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大讨论。

1980年3月第一届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上,评论者丁力指责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为“古怪诗”。评论家鲁扬表示,对这些晦涩难懂的诗,人民大众有权不看,也有权利说一声“我们不懂”。学者李丛中甚至否定了“朦胧诗”之为诗。诗人公刘在他的《新的课题》一文中,对于青年诗人们看待历史的片面和悲观情绪由衷地感到忧虑。他主张给这些敏感的迷途者以“必要引导”,“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道路”。

诗人们并不认同被“引导”的位置。南宁会议后不久,诗评家谢冕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对“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一批新诗人”予以公开支持。

“朦胧诗”对已然习惯既有诗歌程式和浅白趣味的读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几十年的阅读习惯使读者和批评家培养出特定的审美趣味,与此相违的“朦胧诗”必然要遭遇到传统和习惯的抵触。面对这种抵触,步履维艰的“朦胧诗”却不无决绝地固守自己的艺术阵地,北岛说:“我们做好了数十年的准备,就这样写下去。”而舒婷则以先驱者和献身者的姿态承诺:“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

与这种坚持相始终的,是学者与诗评家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对朦胧诗的支持和肯定,他们以欣喜的眼光看到了“一批新诗人”乃至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正在崛起。徐敬亚这样为朦胧诗辩护:“诗是独特的领域,寻常的逻辑、理智和法则在诗歌中应该解体。”似乎有一种逻辑:越是日常就越是大众化,越是大众化的就越是文学的。这种逻辑已形成范式,具有左右读者的强大惯性。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故意不让人读懂,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当时,谢冕大胆提出,不同的文学类型应有不同的读者范围。这在当时的文化界,是一个勇敢的冲破禁锢之举。

理论家在唇枪舌剑的同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全国的诗爱者、诗写者争相传抄,争相摹写朦胧诗。朦胧诗已成诗之洪流,青山遮不住。

朦胧诗人曾经是时代的偶像

“那是诗歌的时代,现在就很难了。”——舒婷

《朦胧诗选》的出版为“朦胧诗”引发的洪流迅速加入了大众读者。随着主流诗刊、大量报纸刊载朦胧诗的作品及评论,“朦胧诗”已在全国形成摧枯拉朽之势。朦胧诗人成为一代受追捧的偶像,成为社会上耀眼的明星。

1986年12月6日~9日,星星诗刊社在成都举办大型“中国·星星诗歌节”,庆祝《星星》诗刊创刊30年。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青年诗人”的十名诗人:舒婷、北岛、江河、顾城、叶文福、杨牧、傅天琳、李钢、叶延滨等与读者见面,并举办三场讲学活动,场场都有几千人参加。

会场之热烈是今天不可想象的。一位诗人在场上演讲,台下竟有人高呼“诗人万岁”,全场响应。诗人们演讲结束,需要警察保护走出会场。人们在多个通道等着索要诗人的签名,等着与诗人合影。一次,舒婷根本无法走出会场,几个警察架着她,几个警察在前边开道。到了接她的车门口,人们高呼着“舒婷,舒婷”的名字,伸出无数只藤蔓般的手臂,几乎把她挤到车底下去。还是警察硬把她塞进车里。最近,笔者曾问过舒婷当时的状况,她答非所问地说:“那是诗歌的时代,现在就很难了。”她说,其实,这些年我常参加一些诗歌朗诵会,有一些诗歌是每次朗诵必有的,被我们称作“老三篇”。这三篇之中有舒婷的《致橡树》。

此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带来的模仿和复制,使得全国的诗人的作品在词语选择、节奏、表达都趋于近似,都像在写同一首诗。终于,朦胧诗过早的“经典化”造成了对自身的损害。加上艺术创新者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加强了他们尽快翻过历史这一页的冲动。受惠于“朦胧诗”,而对中国新诗有更高期望的“更年轻的一代”认为,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探索的前景,但远不是终结:他们需要超越。

1982年,柏桦、欧阳江河、翟永明的诗作,已表现出与北岛、舒婷式的朦胧诗有很大不同的面貌。柏桦的《表达》所表达的,是一种离开政治反叛意识的凄迷、暧昧的感性。而后,韩东、于坚的关注日常生活,“使用口语、放逐副词”以及“形容词的旁观者”的冷静风格,产生很大反响。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诗歌观念、艺术形态上与朦胧诗有异的诗已蔚为大观。此后,出现了“他们”、“非非”等诗歌社团,出现了1986年的“现代诗大展”。对于朦胧诗之后的这一诗歌潮流,有“第三代”、“新生代”、“后朦胧”等的称谓。正如批评家所言:“‘第三代’是在饱吸了北岛们的汁液后,渐渐羽毛丰满别具一格的。”

诗人的黑夜和商人的白天

“每一段深刻在历史都是值得尊重的。”——佚名

那些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中留有深刻地位的朦胧诗人流散到哪去了?

据笔者了解,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舒婷现居福建鼓浪屿,近年多写散文,2006年曾获《人民文学》年度散文奖;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北岛现居香港,在香港一所大学任教,经常来往于太平洋两岸。他还在办着他的《今天》杂志,杨炼戏称之为“海外的《人民文学》”;杨炼现居英国伦敦,像北岛一样,也是全世界狂跑,他管这叫“文学打工”。近年来又把工打到美术界;芒克现居北京管庄,深居简出,主要从事油画创作,据说其油画还颇有市场。

此外还有现居美国的诗人江河,现居海南的诗人多多,现居北京的诗人欧阳江河——他满世界狂跑,主要从事文化引进与输出,音乐美术界常有他的身影。而另一位曾经的诗人顾城,已经异化并以不体面的方式消失了。

诗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在新世纪,是诗人们的黑河和商人们的白天吗?

当前,诗人们在一起相聚,仍然是身外无物豪饮阔论,而在日常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里,诗人们却常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小妾心态”,没有几个诗人能勇敢地在大庭广众中高声承认“我是诗人”。更有人曾略带讥讽地说:“诗歌只是圈子里的自娱自乐。”

其实不然,当大喜大悲来临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有诗为证”。因为人们依然相信诗歌是心灵的救赎与慰藉,是内心深处至善至美的暖流。

一位诗歌大师曾说:诗人在你的隔壁是个笑话,在历史上就是值得尊重的。诗人牛汉在一次闲聊中对笔者说,他认为新诗自有史迄今,最终能被证明站得住的诗人不会超过30个,其中半数以上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而被归入所谓“朦胧诗”和“第三代”的又占了后者中的绝大多数。牛汉老先生的话,自然会被见仁见智地诠释,不过“朦胧诗”确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的里程碑。

今年我国南方雪灾和四川汶川大地震,文学界乃至社会层面最先最深切地发出大爱的声音的乃是诗歌。诗歌的价值常常表现在诗人建立在现实生活疼痛上的使命感的表达。而在更多平静的日子里,诗歌被社会生活淡忘,恰是一种社会成熟。

诗人唐晓渡说:如今诗歌史上黄金的一页似乎早已翻过,诗歌“边缘化”的哀叹也一再弹破我们的耳膜,然而,燃烧岁月的遗痕犹在,无数心血的结晶犹在,更重要的,如一个个包蕴着玛瑙般成熟籽实的石榴悬挂在汉语枝头的诗人们犹在;中国当代诗歌也早已打破了其自我封闭的僵局,成了世界诗歌生生不息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而纪念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不仅具有过去时的意义,而且具有未来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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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选 (杨克 陈亮编选) (Z-Library).pdf (43.7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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