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 (北岛 李陀主編) (Z-Library).pdf (37.1 MB)
标题出自本文那一篇……

Last edited by @suen 2025-10-26T07:10:08Z

好奇门口的大石头，老东西是说和文革有关，我今天又去瞅了一眼，1966到1968，好象，上面说受到老师的教导和学校的培养，这有点奇怪（

那个时候，学校怎么培养啊（

莫名想起主干道前那个我是XXX届北大附中人的牌子老是自己变成196X 197X或1989

是当年的那群孩子回来了。。。。

老董高一的时候上课讲了这个故事。大概就是那会刚开始文革，66～68级的学生就各种老师，听说还围殴了一个正在怀孕的校长（还是什么老师具体忘了），那群学生毕业很多年之后回母校很惭愧，找到原来的老师们道歉并且捐了这块石碑

荒唐的年代
但总有人要对此负责的

北大附中往事

(2025-10-21 07:34:23)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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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附中，正式建校于1960年，前身为北京104中。在海淀区，北大附中与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和101中为四大名校。要论入学分数，101最高，其次是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只能排第三。

北大附中位于海淀黄庄，两栋教学楼和一栋宿舍楼，周围是农田、泥塘、水沟、养猪场…有个破烂不堪的围墙，因此有了“北大附中，四面透风，水管漏水，厕所不通”的顺口溜。其中“水管漏水，厕所不通”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教学楼里的厕所满地是污水，根本不能上，同学们课间得跑到操场以外的茅房去上厕所。

当年在北京，只有北大附中和101可以收外籍学生。北大附中离西郊宾馆比较近，外国专家和友好人士的孩子大部分都分配到北大附中。西哈努克的儿子就曾就读于北大附中，还有一个叫柯玛凯的英国学生。有一个日本学生，叫冈崎之类的什么名字，记不清了，跑百米谁都跑不过他。还有过一个黑人学生，好像是某个美国黑人领袖的儿子。

让北大附中威名天下是文革期间，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彭小蒙，传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北大附中还有个名人黄帅，原来是中关村一小的小学生，后来也上北大附中。到了80年代，又出了个毛新宇，毕业后想混入北大，被北大校长丁石孙拒之门外。《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陈晓楠也是北大附中的校友。

最让北大附中自豪的人物是洪元硕，北大附中足球队主力，还在上学就被中国青年队招去，成为职业球员。以后成为北京队和国家队主力和教练，在众多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在学校的外号叫崽屁子，绯闻不少。以后抽烟太凶，67岁就去世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就是大半个世纪。今年10月8日校友返校日，北大附中庆祝建校65周年。同学们互相通告，再次欢聚于母校。我们班50人，只有12人到场，看到照片，不胜感慨。十几年前回北京，曾和一些同学聚会，如今再看照片，又老了许多，几乎认不出来了。照片中有两个同学毕业后从未见面，根本就叫不上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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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班里有两件“大事”，一个是两个同学因家庭生活困难，不得不辍学，去挣钱养家。班里开欢送会，有人流泪了。另一件大事是两个同学被学校开除，公安局带走，送去工读学校。这两个同学，一个在北大留学生宿舍偷东西，一个给女生写信，算是“性侵”吧。后来留级、转学又来了4个同学，班里始终是50人。所以全班前后曾共有54名同学。

这次庆祝活动，许多同学因身体状况不能参加。还有2人在外地，2人在海外，8人不知天涯海角在何方，始终联系不上。更让人唏嘘的是，不算失联的同学，全班已有13人去世，9人没活到70岁，其中一人20岁在农村插队游泳溺水身亡，二人40多岁自杀。

我们这一代人，被称为祖国的花朵，蜜罐里长大，带上红领巾，荡起双桨，共和国同龄人，革命的接班人。实际生活对我们却是如此残酷，失学、务农、回城、下岗，为了生存辛苦了一辈子。到了晚年，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却病魔缠身，甚至夺走了生命。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共和国的写照，应该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参加庆祝活动的12位同学，对自己的晚年生活都很知足。告别时相互勉励，多多保重，建校70周年再相聚。衷心祝愿他们5年后还健健康康，也祈福自己，5年后还能回顾北大附中更多往事。

谷西2025-10-22 16:54:53回复悄悄话还有，北大附中，四面透风，学生得病，老师抽疯。当年的联动司令牛宛平也是北大附中的。联动红卫兵袖章按父辈官阶大小决定袖章长度，就始于北大附中，八一学校，可谓太子党源头之一。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等等最最最最之词，红卫兵的军装武装带的打扮，皆出于北大附中。

清漪园2025-10-21 12:45:10回复悄悄话文革前能够考上北大附中的都是好学生。我的一个发小就是老初二的，我读的不少书都是从她家借的，文革期间去山西插队，好不容易才回北京。

canto20102025-10-21 09:19:29回复悄悄话男生只有三个

北大附中“文革”初期纪事
陈 兵

学校，神圣纯洁的知识殿堂。校园，美丽欢乐的知识乐园。看到天真无邪的小学生、渴望知识的中学生、胸怀大志的大学生在校园里孜孜不倦的努力，为实现宏伟的理想而奋斗，真真感到了宽慰。可我也永远不会忘记，1966年后半年，那触目惊心的校园三月，共和国十年的厄运从此开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笔者用文字将它记载下来，以示后人：科学、文明、民主是我们不懈的追求，愚昧、邪恶、落后只会带来灾难。

一、疯狂的六月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全国著名高等学府的附中，位于海淀区中关村附近。上世纪60年代，它的周围是大片的农田，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校园里矗立着高中、初中、学生宿舍三座大楼，篮球场、足球场、大礼堂、图书室，是当时北京众多中学校中上乘的。中关村是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的所在地，北大附中的很多学生就是这些研究所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国家部委、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子女也慕名考入这所中学。甚至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美国黑人领袖的儿子及来自五大洲一些国家在华工作专家的子女都在此学习，这在当时北京中学里是独一无二的。学校学风严谨，制度严格，校园里鲜花绿草，欢歌笑语，朝气蓬勃，令人向往。

但是，善良的人们，天真的学生们，谁能想到，一股黑色的疯狂在悄悄地袭来，这座圣洁的殿堂将被砍得七零八碎，倒在血泊中呻吟。

1966年5月底，从附中的上级单位北京大学传来消息：一张揭发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内部说就像1956年右派攻击共产党的大字报，后来才知是聂元梓等人贴的，成了十年浩劫的导火线，但当时很少人知道聂氏为何人。学生中特别是高中生在悄悄议论，校党支部赶紧做工作，要学生们安心学习，不要受北大事件的影响。

6月2日清晨，当学生们进入教室上课时，从高中教学楼传来了学生的叫喊声，校园不得安宁了。正当不知何因时，教室里的小喇叭响了，传来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颤抖的声音：“同学们，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的大字报，今天不上课了，大家可以到北大看大字报，对校党支部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写大字报。”

一时学校大乱。各班都贴出了揭发本班班主任或各科老师的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什么在课堂上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啦、穿衣发型特别啦、家庭出身不好啦、乱搞男女关系啦等等，甚至名字也成了揭发的材料。如“刘美德”被说成崇拜美国的品德，“贾世起”就是假的世界起义，不让世界人民起来革命等等，令人啼笑皆非。学生说话语气也变了，平时温文尔雅的学生几天内就学会“他妈的”骂人了，好像这样才革命。这也难怪，当时学生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思想简单，思维方式也简单。

这时，出现了一个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组织，（以下简称“红旗小组”或“红旗”）贴出了揭发校党支部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的最高领导，一看就有来头。这个组织吸收的人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当时就这么叫）、革命烈士或血统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只要所谓出身好就可以加入，表现好不好无所谓，以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打、砸、抢的暴徒。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的父母大都是当时国家党、政、军较上层的领导人，处于位高权重的位置，所以他们知道的内部消息很多，当人们还未搞清“文革”为何物时，他们就打听到下步运动的步骤了，斗争的方向自然是正确的。这样“红旗小组”随着运动的发展变得越发有名，成为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齐名的全国中学生“文革”初期造反组织的先驱，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肯定，在“文革”史上也留下重重的一笔。在此不妨把他们的主要核心人物简介一下：牛××，男，高三学生，平时没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特长值得别人注意，“文革”一来拉起队伍造了反才被人所认识。宫××，男，初三学生，“文革”前有些名气，主要是他在当时全国发行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换得五分的秘诀》，痛斥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学生，讽刺为学好文化知识而刻苦学习的同学，赢得了一些平时学习成绩差、家庭有些背景人的赞扬，也符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得到一些上层人物的肯定。彭××，女，高一学生，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可“文革”开始立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了造反先锋不说，还在天安门上对着百万人讲话，毛泽东就站在她身边看她讲，还与她在下面谈了二十多分钟话，这使她瞬间身价百倍，成为全国著名人物及全国中学生的崇拜者。

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学校领导机构一下被冲垮了，“红旗小组”逐渐成了校园主宰。昔日的师道尊严威风扫地，学生开始发号施令。“红旗小组”控制了学校的广播站，通过高音喇叭命令老师们打扫厕所、楼道、校园。老师们哪敢惹“革命小将”，立即出来干活，正值吃饭时候，学生们端着饭盆，吃着饭看热闹，有的还把饭盆敲的叮当乱响，漫骂取笑着老师。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历史跟人们开了个大玩笑，叫今天的学生们听起来不可思议。

这样乱下去总不行，党中央（二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党中央是刘少奇为首的，毛泽东在外地静观形势发展）决定向各校派驻工作组维持秩序。北大附中和北大同时进驻了工作组替代了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后很快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工作组领导人、出身好的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前面说的“红旗小组”头面人物牛、宫、彭名列其中。

于是，情况稍有安定，工作组召开了几次全校师生大会，组织学习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各班继续写大字报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其追随者。昔日干净整洁的教学楼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塞满，一片狼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师被点名批判，几乎每个老师都有罪行，现在想起来真可笑，新中国出了那么多罪人，国家不早就玩儿完了吗？那时人们怎么就那么幼稚愚昧呢？

但是，就这种形势也没维持多长时日。“红旗小组”的头面人物又从上头得到消息：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错误，当然，一般人是听不到的。于是“红旗”开始找工作组的茬。散布什么“工作组不斗走资派啦”“工作组排斥革命组织啦”“工作组是运动的绊脚石啦”等等，双方矛盾露出端倪。消息传出，一般学生对“红旗”不满，认为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纷纷贴大字报斥责。一位名叫沉默的初二学生写道：谁反对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就小心他的臭狗头！言辞激烈，实际是发泄对“红旗”的不满，可这位幼稚的学生哪里知道工作组根本不是毛主席派的，而“红旗”早从上层得到了消息。就是这句话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把沉默同学置于死地。

6月的疯狂在6月30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的晚会上达到高潮。操场上坐满全校师生，利用面对操场的锅炉房平顶房顶做舞台，“红旗小组”借歌颂共产党的机会，喧嚣了自己的声威，同时也发泄了对工作组、对与他们有意见分歧学生的愤恨，风靡一时的《造反歌》就是在这天出笼的，它的词曲作者都是“红旗小组”的成员。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

声嘶力竭，杀气腾腾，此首歌很快传遍了全中国，成了“文革”初期最流行的歌曲。到处杀声震天，人们唱着它失去了理智，像得了神经病，疯狂起来了，建立不到二十年的新中国滚进了动乱的旋涡。

二、分裂的七月

7月流火，大火升腾，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红旗小组”凭借内部消息造了校领导的反，也造了工作组的反，双方矛盾日趋激化。说实在的，工作组从进校开始就没慢怠“红旗”，“红旗”的头面人物凭着自己的家庭出身没把工作组放在眼里，工作组也尽量叫他们满意，一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就把他们拉进去，在全校师生面前一一介绍他们，使这些原来学校中的无名之辈出尽了风头。其实，这些人反工作组，只不过是经某些上层人物的暗示，被当枪用罢了。可怜的倒是工作组，灰溜溜地撤走了，学校大权落到了“红旗”手里。

“红旗”一掌权，就以家庭出身画线，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红五类”出身的都是好人，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的学生统统是坏人，拼命鼓吹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心谬论，并以这个标准贯彻所谓“党的阶级路线”，在全校形成学生斗学生、学生打学生的混乱局面，学生之间的分裂从此开始了。至今，虽已过三十多年了，但当时形成的裂痕也没完全弥合，造成了一代人的创伤。在此笔者以一个初中班为例，揭示当时的一些情景。

初二（五）班，一直是个优秀班集体，四十多名学生中近一半是“红五类”出身，其中有国家部长、军队将军的子女，剩下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有著名作家、画家、科学家、普通职员的子女，当然也有出身不好的，像“摘帽”右派、历史反革命等出身的。以前大家对此不太在意，团结融洽，选班队干部也不以出身做唯一标准，甚至出身反革命家庭的学生也当上了班干部，出身高官的人因道德、学习不好，能力不强也不被大家拥戴。这本是正常现象，无可非议，本来嘛，出身不由己，表现在自己。可在贯彻“阶级路线”时，上述情况就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表现，是校领导、班主任的罪状，是压制“红五类”子女的根据。

一天，“红旗”总部召集大会，班里“红旗”成员全去了，回来后，个个脸色变了，话声硬了，见到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绷紧脸，实在过不去的尴尬笑一声，像是演戏。原来，他们开会是部署在各班打击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一位“红旗”头面人物在会上进行“动员”，大意是：过去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重用的都是学习好，但出身不好的人，班干部都是他们当，我们不少工农革干子弟因学习差被小瞧，现在我们要翻身！出身好的要团结起来，与出身不好的作斗争，揭发他们的罪行云云。

于是，学生斗学生掀起了高潮。初二（五）班“红旗小组”的成员组织召开全班学生会，名为“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揭发批判非‘红五类’出身学生的罪行”。首先矛头对准班长许国庆，他的父亲是三十年代著名剧作家许幸之，曾与聂耳创作歌曲《铁蹄下的歌女》，“文革”开始被当做黑线人物揪出。班里“红旗”的头头凶狠地呵斥许国庆：“许国庆，你这个‘黑帮’子弟，当班长时和班主任一起打击出身好的班干部，散布他们的坏话，罪恶滔天！今天你要老实交代是如何迫害工农革干子弟的！”许答：“我从来没歧视出身好的同学，你们不要无中生有！”“红旗”中有人喊：“许国庆，你态度不老实就等着瞧吧！”还有一位秀丽的女同学叫彭小清，其父是从美国回来的高级火箭技术专家，为七机部一研究所所长，后在“文革”武斗中惨死。只因其父是美国回来的，彭被当做资产阶级臭小姐批判。只抓住其在一次吃饭时见一革干子弟将菜与粥和在一起吃，无意说了句：“这样把菜和粥拌起来像农村喂猪的食一样。”这成了她的罪状。一位“红旗”的人拍着课桌吼道：“彭小清，你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胆敢骂革干子弟吃的是猪食，对无产阶级这么仇恨！不对你们这些人专政，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就翻不了身！”彭辩解道：“我说那话不是那意思，更不是骂出身好的同学，你们怎能断章取义呢？”立刻遭到“红旗”一些人的凶狠驳斥：“彭小清态度不老实，资产阶级狗崽子想变天！”因此，彭在8月的恐怖中几乎被打死，这在下文中将提到。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点名揭发批判，家庭出身成了辨别好人与坏人的唯一标准。这样以出身画线的学生之间争斗在每个班展开，校园里又贴满了揭批出身不好学生罪状的大字报。一位叫朱同的高中学生，其父是著名大右派葛佩奇，（朱为与父亲划清界限，故姓其母朱姓，葛佩奇后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平反。）出身坏，又对“红旗”不满，遭重点批判，被贴大字报数量最多。

学生之间的斗争如此激烈，再说一下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情况。学校最高领导刘美德被认为是北大校长陆平的红人，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早被“红旗”监禁起来。其他领导及员工也按出身画线，接受批判。由于“红旗”忙着斗学生，对他们多少放松了一些。

什么是当时“党的阶级路线”，据说是这样的：重视家庭出身，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而“红旗”他们却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奉若神明，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一些人的父母也被揪出成了“黑帮”“叛徒”，自己瞬间由“好汉”变成了“混蛋”了。

三、恐怖的八月

如果说7月是精神的较量，那么8月就是肉体上的迫害。1966年8月，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之一。

北京海淀区二里沟的一条铁路，由于靠近城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钻火车自杀的人，血肉横飞，尸分数段，惨不忍睹。

什刹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水域，投水自杀者接二连三，尸首暴尸岸边。

以上还是自寻短见的，被无辜活活打死的更不计其数。

北大附中校园的8月，恐怖也令人心悸。

自“红旗小组”掌权以后，其头面人物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特别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表示了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彭××的支持，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了红卫兵，听了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广场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讲话。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红卫兵袖章时，毛主席问她的名字，当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时，随口说了句“要武嘛”。伟大领袖的一句话被红卫兵们理解要用武力进行“文化革命”。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文斗升级到武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应立起四个新。许多珍贵文物被红卫兵毁于一旦，打、砸、抢、抄成了时髦，中国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浩劫。

“红旗”自然又是急先锋。他们个个穿上父母替换下的旧军装，扎上宽皮带，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先辈的传统。彭××带头到社会上去抄家，抄得大量现金、黄金、衣物。宫××还怀抱一大地球仪，瞪大眼睛，伸长舌头照了张相片，好像当年希特勒，想一口吞并全世界。

在校园里，“红旗”组织了“打狗队”，就是用武力打击“狗崽子”，当时他们把出身不好的学生称为“狗崽子”。“打狗队”成员由“红旗”中一些激进分子组成，只见他们穿着旧军装，握着带铜头的宽皮带，气势汹汹，嗷啊乱吼地在校园里横冲直撞，后来便挨班毒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现还以初二（五）班为例。

初二（五）班有一学生叫邹××，是上初二时从天津转学到北大附中的，其父由天津调京任国家某部副部长。邹刚调来时，满嘴天津口音，逗得大家直乐，从此他像个大姑娘，说话腼腆，性格内向。谁也没想到在恐怖8月里他充当打人元凶，狰狞的面目暴露无遗。

一天，班里“红旗”组织通知全班人一个不落到教室开会。当人到齐，邹××带着几个打手，手提宽皮带，气势汹汹进了教室。课桌已摆放靠墙，中间留出一片空地，放了一把椅子。邹凶恶地叫嚷：“许国庆，过来！”许过去，邹一把把他按在椅子上，抡圆了皮带照许的脸上狠抽，顿时许的脸肿得老高，眼差点被皮带铜头打瞎，这样足足抽了十几下，边打边嚷：“你他妈的‘黑帮’子弟，就该狠狠揍！”他打累了，另一打手又抡起胳膊扇了许十几个耳光，又一脚把许从椅子踹到地上，一阵拳打脚踢，可怜许国庆满嘴满脸流血，动弹不得。接着又打彭小清，这位秀丽的女学生，几鞭子下去，白皙的脸就是几道血印，血从鼻子、嘴里流出来，他们不罢休，又是扇耳光又是用脚踢，彭连声惨叫，邹恶狠狠地叫：“资产阶级臭小姐叫什么，看你还敢不敢让革干子弟吃猪食！”彭被毒打几乎昏死过去，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直到现在提起当年情景，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文革”结束，“红旗”中明智的人向她道歉时，她说：“你别跟我提那时的事儿，我永远忘不了！”然后，历史反革命出身的晓宁、时华，“摘帽”右派出身的任冰、符芳等十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一被毒打，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的罪过就是出身不好，没有别的原因，祖辈的欠债，后代要继续还，老子反动，儿女永远是混蛋。这些学生当时只有十五岁，心灵的创伤与肉体的伤痕将伴随一生。如今打人凶手邹××一直不敢见同学，学校、班里多次聚会他不敢露面。我想，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也在深深地忏悔吧。大家一直没见过他，但总在议论他，此人为何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反差如此大？主要是他的心理变态，过去人们笑话他，他很孤独，“文革”的形势给了他机会，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当做靶子来发泄，几乎打出人命。像这样的变态者，当时不在少数。“文革”残害了一代人，难道不该好好总结吗？

再看看校园里发生的其它事。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大右派的儿子朱同惨遭“红旗”人的毒打，肋骨被打断几根，长期被关在没有窗户的屋里。“红旗”打狗队的杨某与李某不知从什么地方捉来一个他们称为“地主婆”的老太太，把她打得半死，扔在校园的柏油路上，然后杨骑着摩托车从她身上飞快压过去，老太太惨叫一声气绝身亡！惨啊惨！不知这是谁家的母亲，就这样惨死。草菅人命，随便杀人，这与当年日本鬼子、国民党匪徒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文革”中的一幕。

打人、抄家日益严重，报纸上连篇累牍发文章表示赞扬，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一点保证，激起了老百姓的愤恨，当红卫兵抄家时，他们组织保护自己的财产，有的红卫兵被打。这下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名曰斗争小流氓，把一些与他们斗争的、被他们称作流氓的人带到会场当场打死。这种会已开了两次，打死了若干人。又准备开第三次，“红旗”点名要朱同、沉默（上文提到的，说谁反对工作组就小心臭狗头的那位学生）等十几个学生参加大会。如果这个会真开了，这十几个学生甭想活着回来，早被当场活活打死，是周恩来总理听说后及时制止开会，挽救了这些同学，至今，他们还念念不忘周总理的恩情。

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头面人物，这些曾一时穷凶极恶的红卫兵当时只是中学生，大都十几岁，虽然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但没有像聂元梓、蒯大富等大学造反领袖那样被送入监牢。把当时的史实记载叙说，使人们记住野蛮、落后、愚昧教训，对历史是一种负责。

（作者为北京市市政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我所知道的北大附中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小组”

冷眼

四十年前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早上来到学校，班里同学们就开始议论纷纷。尤其是联想到一周前（５月２５日），北大开全校广播大会（我们北大附中也全部参加此会），校党委书记陆平讲话要求大家“反击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总觉十分不寻常。第二天一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公开发表了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原文。全校都沸腾了！我后来随着人流赶到高中楼，看到高三同学们围着校党支书刘美德，质问与陆平、彭佩云的黑帮校党委是什么关系。那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有人敢于公开质询学校的党支书！很快，大字报贴满了高中楼内外，接着是大食堂内也满满腾腾。也是同一天，在宿舍楼一楼的一个会议室里的辩论会上，平时口齿伶俐的团委书记，居然被那位高一（三）班的彭小蒙驳得哑口无言，说起话来也结结巴巴了。

全国各大中学校都震动了。文革自那时起，引起全民关注。

大浪淘沙。人性的“真善美”和“假恶丑”都在极短的时期内得到了总爆发。

究竟是谁明白无误地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究竟是谁把矛头对准底下的普通群众，挑动内斗，转移目标，败坏党风，破坏文物，包庇恶人，篡改历史？

头脑清醒的人们是不会任由恶人将污水泼向伟人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不错，人们会继续争论下去。
但近二十多年来，发生在中国的那无数铁的事实让我确信，毛泽东所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对人类历史的深远影响和巨大贡献，终将被人们逐步认同。

网友乡间漫步提到一件往事， 他说：“当年（1966/67年）我看过北京一中（老）红卫兵纠察队的罪行展，那里有一座据说打死人的地窖，墙壁上可以看到一、二处依稀可辩的“血迹”。记得展览里说的死人数仅几人。——当时一中在北京是作为典型之一宣传的。ZH111真是那个年代生人吗？请不要因为文革中家庭遭遇，而将自己的成见代替事实。”

对这件事情，我补充一下。那是高干子弟红卫兵“西纠”的黑据点。坑害了不少人。

具体地讲，应该是北京女一中和男六中（两校挨着）为据点的前“西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私自设立的刑堂。那里关押了不少所谓出身“黑五类”的人。其中一些人被活活打死。动手的大多是男六中的（老）红卫兵，而出折磨人馊点子的却主要是女一中的（老）红卫兵。

“东纠”（“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海纠”（“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与“西纠”是当时（１９６６年９、１０月间）在北京出了名的反动血统论疯狂推广者和所谓的“红色恐怖”制造者。其成员骨干全部是十三级以上高干子弟。其组织纲领号称是要维持北京正常秩序，然而，其全部行为特征就是在转移文化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把“破四旧、立四新”庸俗化为毁坏珍贵历史文物，把批判走资派，以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打破资产阶级控制的局面为目标的“斗、批、改”，篡改为打老师批同学抓右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将水搅浑，借以保护并效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可谓不遗余力。正因如此，很快走向其反面，遭到广大民众的抵制和唾弃，并引发中央文革出面宣布解散“西纠”“东纠”和“海纠”。那些主要成员后来就是“联动”（首都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骨干力量，其标志是左臂佩戴宽过四寸的红袖章以示其资格为“老”红卫兵。也正是这个“联动”开始公开以肆无忌惮打砸抢的方式来反对文革。１９６７年的大部分时间，北京各中学里发生的那些流氓式打砸抢多半是与“联动”的猖狂活动有关。

我是北大附中六六届初中毕业生。６６年８月下旬，我就亲眼目睹了我校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小组”的那帮高干子弟们疯狂殴打学校党支书刘美德，在校南门口将她剔了阴阳头，还要再往她头上浇污水，极尽侮辱人之能事。也是那段时间，（据我同班同学“红旗”骨干王亚军所透露的）他们还根据海淀区公安局提供的名单线索到外面抄家，也曾抓人回校在高中楼（至今该楼仍然保存着）里刑讯逼供。差不多同时期，某天清早进校，亲眼见到一对中年男女横尸高中楼外，据同学说是地主，被“红旗”兵们在前晚活活打死。这是就我所知，文革期间，北大附中仅有的死人案例。

至于那个反动血统论的对联，原于６６年６月中，北大附中“红旗”的人，初三（六）班的刘京扬，写出来骂同班一位出身“黑五类”的女生，引发巨大争议。

该对联原本是这样的：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代代相传”。

“红旗”的人此时已掌权，并受到工作组的支持。他们趁机全校鼓吹煽动，并组织各班讨论。我所在的初三（四）班，“红旗”势力极强。宫小吉，钟解放等都是“红旗”的核心骨干。宫是“红旗”的宣传部长，钟则是初三年级的头头。

班里开会时，钟亲自督阵，“红旗”成员们纷纷表态热烈拥护，还想强加于人，要求大家都表态支持。我当时年轻气盛，第一个站起来公开反对。我就盯住一条：如果是代代相传，还怎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没有阶级，没有政党，没有国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大同世界。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红旗”兵们群起攻击。我则据理力争，嘲笑他们居然不知道共产主义该是我所描述的样子！不信？去读毛主席的书，某篇某节写得清清楚楚。他们无奈只好问坐在一边默不作声的工作组组员，得到确认后，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说不出话。这一下，班里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们也开始纷纷表态认为那个对联不合适。钟解放最后狠狠地说：就是不能代代相传，也是基本如此！于是乎，“红旗”兵们总算找到了下台阶，大声附和“基本如此”。此次班会原始目的只好不了了之。

次日晨来到学校，走上初中楼（现已不复存在，被一栋高大教学楼替代）三楼，迎面贴在四班教室门边走廊柱前除了两边对联，横批成了：“基本如此”“鬼见愁”。我心里明白，他们另加“鬼见愁”，不就是想示威，找回前日失去的面子么？自那以后，我就成了“红旗”高干子弟红卫兵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那个对联后来有过不少版本，不过原始故事就是我上面叙述的。横批的改变则百分之百源出我班的那次班会结果。

我苦苦留恋的中学母校—“北大附中”干嘛打人呀？！

“老三届”67届初二、1班张保平

我苦苦留恋的中学母校—“北大附中”干嘛打人呀？！

我苦苦留恋的中学母校—“北大附中”干嘛打人呀？！

一、引子

提起每个人不同时期各自的“母校”，感慨都各不相同。

在我59（2010）年生命历程中，曾有4年多的时间是在“北大附中”度过的。追忆我在中学时代 “北大附中” 母校的生存时光，心中常常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总有一些凄风苦雨的悲怆感觉，让我时常不太愿意回首那段往事。

但是，历史的画面已经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曾是“北大附中人”。“北大附中”的荣辱兴衰，一切的一切，注定与我的终生都会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

这个中学时代的“母校”，除了教会了我一些“知识”外，剩下更多的，则是在我漫漫人生道路上那不尽的反思、静思、慎思、沉思、精思，和深思熟虑后的疑问：“北大附中”干嘛打人？！

在北大附中“50年校庆”临近时，校友会发出征文《通告》：“老师”，“一句话”，“影响”“一生”，勾起我对这段往事的追忆。

梳理思绪，见诸纸面。不为征文，只为总结记录自己在 “北大附中” 这所中学时期亲身经“历”过的一点事实，汇编在自己的“史”册内，作为“历史”，警戒自己，告诫别人。

三思而后行，行后要三思：

“时代疯狂，人不能疯狂！”

二、“录取通知书”

1964年8月的一天早上，随着一串“叮铃铃”的笑声，身着绿色邮服的邮递员满面笑容、骑着自行车给我送来了盼望已久，几乎望眼欲穿的“中学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哈哈！”“北大附中！”“北—大—附—中—呀！”

那一年，国家规定中学按照小学语文（基础知识 + 作文）、算数两科考试平均成绩录取学生。北京市海淀区几所学校录取分数线界定是：男四中98分，101中95分，北大附中93分，人大附中92分，19中85分……，按照考生志愿顺序录取。

我根据自身学习情况，考前填报的第一志愿是：101中，第二志愿是：北大附中，第三志愿是：19中。

据我们“京工附小（原‘北京工业学院’——国防科委所属院校之一，保密单位，对外标称：白祥庵一号，32路公共汽车站是农科院，距离黄庄北大附中2站，票价5分。早期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徐特立为第一任校长’。现‘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子弟小学）”老师说，我以94.5分、距离第一志愿仅差0.5分，被第二志愿“北大附中”录取。同年56个小学同学中，1人考入男四中，1人考入101中，4人考入北大附中，7、8人考入了19中……。

这个成绩令我的父母，我家的亲朋好友，街坊四邻所赞许，不但都投来了肯定的目光，夸奖声也不绝于耳。我虽然心里也美，但表面却不敢表现出来。因为我在小学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是大人们公认的好孩子，老师、同学们公认的好学生。那么多同学考取的学校都不太理想，我也不能太张狂，要谦虚，要谨慎。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主席不是后来还说过“一辈子都不要骄傲自满”的话吗？

三、报到时的“北大附中”“印象”

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刚下完雨，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我和好友曹键连走带跑，美得屁颠屁颠的，到“北大附中”报到。在高中楼前红底黑字的“录取名单”红榜上，终于找到了那一年“京工附小”被录取的4个人的名字。

我被分在初一、1班，学号9号。曹键、陈光戍分在3班，刘俊芬(女)分在了6班。

我们看完张榜告示，办完了报到手续，剩下的时间就在北大附中校园里溜达，闲逛，侦察地形。

那时“北大附中”的学校正门也是南门，但只是一边用一个2米左右高、长宽各60公分见方的灰砖垛，中间夹一个3米左右的通道组成。砖垛另一边用铁丝网连接圈绕，看起来都年久失修。一块长40多公分、宽不足30公分的铁牌子上写着校名。除此以外，学校几乎再也没有其他明显标志。不知道的人走过，谁都不会注意这是一所北京市海淀区较好的中学。

进学校大门左西是4层的宿舍楼，是给家远或需要住校的学生用的。右东4层称高中楼。实际1层是学校办公楼，校长、各科老师办公、备课都在这里。上面3层是高中生上课的教室。北面1幢3层的楼，就是我们刚入学今后学习的地方—初中楼。

高、初中楼中间西面、宿舍楼后面是学校食堂。学生每月交8元钱的伙食费不等。吃饭按班级排队、唱歌，顺序进食堂就餐。那时大多数走读生都自己带饭，食堂管热饭，由各班值日生取回，按饭盒上的名字发给大家。

食堂的西后面是学校的小西门。

初中楼西面是自行车棚。刚开始上学时，我们几个人都是走大约半个小时的路上下学，车棚还不太紧张。待我也骑上父母买的罗马尼亚二手车上学时，车棚里的车有时就放不下，堆到车棚外面了。

自行车棚向北是1大间平房，做音乐教室，这样设置是为了上音乐课唱歌时，不影响大多数同学上其他课。

音乐教室西面的厕所，是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外活动时，蜂拥方便的地方。

厕所再西面是篮球场，有5—6个土篮球场地。

初中楼北侧楼下有几个双杠、单杠、联合练习器械等供大家运动。我后来参加的学校体操队经常在这里活动。

再北面有两排（10几间）红砖平房，是分配给学校工友们住的宿舍和堆积不常用的物品仓库。

初中楼东面是一个300米（非国际标准400米）跑道的土操场，坑洼不平。这是全校师生做广播操、上体育课和开大会的主要场所。那时各班教室都有拉（有）线广播，学校有什么通知，各班也可以坐在班里座位上收听。

整个学校四周用弯弯曲曲、高矮不一、沾满铁锈的铁丝网和几乎腐烂不堪的木桩圈绕起来，时不时会有农民和各种闲杂人员钻进钻出。有些地方干脆扯断铁丝网，成了类似学校大门那样的通道，各种人员都可以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遮挡，不画地为牢，倒也着实方便了很多家就近的同学，不必兜一个大圈子，非要走大门才能上学。这里面就是当时“北大附中”的地盘。

学校外面很是荒凉。

小西门外北边紧邻一个屠宰场，终日散发着屠宰牲畜燎毛的、刺鼻的、热辣辣的焦味。天天顺着屠宰场的外墙流淌到学校之间的臭沟里的，是永不停歇地、那发黑、污臭、无处宣泄的牲畜血水。每个人走过，都会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加快步伐。上课时，时常会传来豪猪“嗷！嗷！嗷-嗷-！”，那一阵紧似一阵的、临死之前拼命挣扎的哀嚎声。不由得让人忘记了听课，而同情起猪的命运：任人宰割，又死了一个。

东面操场铁丝网外，有几个大水坑，水草丛生，无人打理。那时，凡有水处，无有例外。夏天炎热有人游泳，冬天严寒有人滑冰。每年都不乏有命运不济者冬天死于冰窟窿里，夏天死于溺水或水草中。颐和园昆明湖有之，紫竹院水系有之，白石桥的长河也有之，无一处幸免。为此，虽然学校三令五申不准、严禁去水坑这个死亡之谷，但学生们全然不知生命的真谛，依然不听师训，我行我素，拼死也要钻出铁丝网的牢笼，到水坑里去嘻耍，打闹，练本事，长能耐。

再向外望去，学校铁丝网外四周，除了星星点点几处简陋的农民房屋外，举目几乎都是老百姓的庄稼地。这些庄稼地种植着北方四季的小麦、玉米、高粱，萝卜、黄瓜、西红柿，菠菜、韭菜、大白菜。当长势喜人时，勾出人们的唾沫口水。时不时也会有胆大的千方百计躲开看青人，钻进庄稼地里去，或大嚼大咽，或随手抓起可嚼之物，藏于衣包内带到僻静处享用，以补因物质匮乏的成长之需。有时也有倒霉蛋，被看青人打得鼻青脸肿，还不敢说。毕竟那是一个大公无私、穷则思变、积极向上、放眼世界的时代。鼠窃狗偷之举，实不光彩。

地形侦察完后，我们几个坐在联合器械的秋千和大绳上，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我的心情一落千丈，非常沮丧。

这是什么破学校呀？！简直就是一个农村农民的土围子！整个学校建筑都是50年代初的，灰头土脸的，破旧不堪。守着一个屠宰场，人和猪混在一起嗷嗷叫，怎么上课呀？！还不如我们“京工附小”的大屋顶（那时仿苏联老大哥的经典建筑）教室呢，更没有“北京工业学院”那东西两个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和体育馆。101中（原属于圆明园的领地，我们去玩过）学习环境多好呀，像花园似的。你怎么那么倒霉，分到这么个破学校！就赖你学习不用功，就差这0.5分，你就落得这个下场，活该！

我正在自怨自艾，自问自答时，不知是谁说的，“这就是原来北京的104中，后来改为‘北大附中’了。”有个“顺口溜”你知道吗？叫做：“北大附中,四面透风；老师上课，学生抽风……”

“抽风就抽风吧！”年轻人，当心情不好时，看什么都不顺眼。我懒懒的，无精打采地顺着原路往回走。随手捡起一根树枝，东一下西一下，漫无目的四处乱敲，总想找点什么茬子发泄一下。

去学校报到时有目标，兴高采烈，无暇观景。回家时无所事事，心情陡转，四处张望。

北京现在宽阔的、车水马龙、光秃秃的绿树，两旁鳞次栉比、现代大厦直耸入云的白颐路，那时很窄。

东边向北去颐和园，西边向南去白石桥、西直门方向都是单行道。中间隔着一条大沟可能是为了排水。

道路两旁的大杨树直窜云端，冬能挡风御寒，夏能遮天蔽日。尤其是夏天，走在林荫道下，耳听蝉鸣，四处绿草，心情很平静，惬意，无风也逍遥。环境很重要，能改变人。当环境喧嚣时，人也特别容易浮躁。

路上车流量很稀，国产车很少。常见跑的中外轿车是“华沙”、“胜利-20”、 “上海”，“伏尔加”已算中档，偶尔见到一些“吉姆”、“吉斯”也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见到两排座、三排座位的国产“红旗”轿车疾驰而过时，够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兴奋地跟着追上半天，直到没了踪影方才罢休。

公共汽车止仅有西直门（城楼还没拆）到颐和园双向行驶的一趟32路，间隔时间还很长，来了人也很多，有时还挤不上去。票价虽然两站只有5分钱，不太贵，但那时每家父母的血汗工资大多只有几十块钱，实在舍不得。那时1分钱能买两块糖，捡到1分钱都要想方设法找到警察，交给警察叔叔，视为美德，而警察叔叔也不好找。2分钱能买一小瓶醋，5分钱能干的事就更多了，起码能吃一个“螺丝转”烧饼或一个“糖油饼”，还有富裕。所以，不管是学校组织什么活动，像到西北旺下乡帮助农民夏收拔麦子，到门头沟木城涧煤矿下矿井劳动，都是徒步行军。就连到北京展览馆看《农奴》电影，很多同学都是跑去跑回，说是锻炼毅力。我就见到田径队的外籍同学光着脚板跑回学校。所以，我们那时大多数人家里买不起自行车，又不能住校，步行上下学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了。

路上自行车，三轮车虽然是主要交通工具，但也不是太多。在人民大学东面马路边有一个小酒馆。时常有一些蹬三轮的“板爷”累的时候，在那里要上几两烧酒，就着一小碟花生米或炒黄豆，光着膀子，翘着腿，喝着，侃着，歇息着。我们后来走路上学嘴没味或馋经过时，也会掏出1分钱买2块橘子瓣糖解馋。零用钱多一点时，还能买到帮助消化的中药“山楂丸”，放在嘴里一通乱嚼，弄得满牙满嘴都是黑糊糊的，但酸酸的，也很好吃。

雨过天晴，日落西山，晚霞染红了天边。

柏油马路已被酷热的骄阳照的发软、发烫，踩上一脚还吱吱作响。道路上面的水滴在晚霞的辉映下返着亮光，不时呈现“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

突然，我们的视线集中在马路中央。有几只癞蛤蟆正不知天高地厚、大摇大摆地横行在马路中央。我们一下子来了兴致，这下可找到了发泄对象。

搞“恶作剧”是年轻人的特长。趁没汽车行驶的空当，我们用树棍将几只癞蛤蟆小心翼翼地拨到路旁，先将其翻将过来，让它肚皮向上，看看天的摸样。再用树棍不停地敲打它的肚皮。它还不服，一滚又将背部朝上。我们再将它翻转过来，再不停地敲击它的肚皮。翻过来调过去，直玩得它精疲力竭，只吐白沫，肚子慢慢变大，真真是“气得鼓鼓的”。而我们却玩心大涨，全然早已把释迦牟尼佛祖“不杀生”的教诲忘得精光。

看看玩的它肚皮涨得差不多了，用树棍顺手使劲一拨，癞蛤蟆们一个个又回到了马路中央。这时，疾驰过来一辆又一辆大大小小的汽车，一下子压在一个个癞蛤蟆身上。只听见“扑哧、扑哧”几声闷响，几只癞蛤蟆已然气绝身亡，白花花的五脏印在马路上。剩下的几只吓得发抖，四处张望，亟不可待的向马路边上逃窜。我们却在一旁哈哈大笑，笑得张狂。我们还不依不饶地又将它们赶回到马路中央，直到现代化的汽车将它们斩尽杀绝，我们方才罢手。回头望望，那一个个的癞蛤蟆尸身已尽，只剩下一张张癞蛤蟆皮，牢牢地贴在了马路中央。同时，也牢牢地镌刻在我的灵魂上！动物也有生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永远都是人类自然世界的恶习。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

啊！原来人为了泄私愤，为了自己的私欲，都有罪恶的时候！而不管你曾经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这就是我在中学“北大附中”时期最早犯下的“孽障”！

可悲的是那个时候，我们却浑然不知，无知。上学下学只要有机会，我们还在玩着这个“恶作剧”。

都说“不知者无罪”，都说“知耻而后勇”。但是，活到现在，回头望望，罪已犯下，耻已铸成。惟有反思行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方才为人。

那天，我们一直闹到很晚，心情好一点了，才回到家里。

“修行”，即在人生漫漫旅途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行”动和“为人”！，以感悟错、误、罪、恶等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结尾所造成的恶果，坚决剔除它，以求得心灵的净化和解脱，大家更好地“活”下去。

四、入校学习

1964年9月1日，早上8点钟，我坐在了北大附中初一、1班的教室里第4排上课了。

我们是64（年）级9月入学，按照正常情况，通常应该初中学满3年，在67（年）届7月中旬考试，及格后才能称为“北大附中”的67届毕业生。但是，“情况”难料，时有“不按照”“正常”“常规”发展。

那时，我还不满13岁，身高仅仅才1.64米。

坐在我们班教室第4排，我前后左右这么一看，着实吓了我一大跳。一个个人高马大、趾高气昂的有的是，有的男同学竟然早熟长出了喉结。

这些同学，有来自中直西苑机关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国科学院的干部、工人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还有的就是来自北大、清华、农大、民族学院、钢铁学院的院校子弟。就连来自普通小学的城市市民和工农子弟，也都是好学生。其中，我们班一个同学放大的照片，就赫然放在海淀镇照相馆的橱窗里。在这些同学中，担任过小学大队长、大队委、中队长、中队委的比比皆是。个个口若悬河，身怀绝技。

我这个“京工附小”的大队委，所谓的“好学生”，个子那么小，一点也不起眼。只此一下，就大大刹住了我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气。

我们班20多个男生，20多个女生，初一和初二时，全班总数总维系在不足50人左右。其中，有随父母调动工作转走的，也有初二时因为各种原因从其他班转来的同学。

男女生之间划分界限，男生不敢和女生讲话，女生也不搭理男生，男女生之间只能羞涩地、偷偷地看。即便班干部商量工作时，也大多是眼睛看着地面，从来也不愿面对。也有例外，就是男女生超过了界限，吵架或动手“拿铅笔盒”打架时，那时都怒目圆瞪，谁也不让谁。这也好，不打不相识嘛！现在见面说来，都是笑谈。我在校期间，因为也不打架，所以和很多女生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想想也很悲惨。

那时，每班教室内正面是黑板和讲台，是老师教学写板书和讲课的区域。有时，为了使老师看见每一个同学，讲台还要用木台垫起来20公分左右。讲台下面是学生们听课的桌椅，大多分成6列（小组），7、8、9排不等，以满足每班50人上下的容量。为了照顾学生眼睛别总在一个地方看黑板看邪门了，隔一段时间，按“列”调整轮换至距离窗户近一点的地方，也可以均匀分配到靠窗晒晒太阳。遇到同学吵嘴打架坐不到一起，影响大家上课时，老师会强行调整同学的座位。偶尔也有学校领导检查和外来教师进修听课，就坐在最后面临时加的桌椅处。一个星期6天上课，每班按“列”轮流值日，打扫教室卫生。

班有班干部，小组长，各科有课代表。不记得我们班有团支部，只有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团员。高中、初中同时入学的班级是“友谊班”，由高中向初中派出党员或团员作“辅导员”，辅导我们这些毛头小孩别光顾瞎玩儿。要懂点世事，懂点政治，树立人生远大理想，积极争取入团。“友谊班”派到我们班的“辅导员”是曲彭生、梅绍静，好像还有已故的张凤起。

我们64年初中入学的年级共有6个班，总数不足300人。其中：1、2、3、4是走读班，5、6是住校班。

那时，

1和2，3和4，5和6，每两班一起上体育课。男生合在一起主要由柳琪、毕星洋老师任课。女生合在一起，主要由张敏老师任课。由于一起上体育课，2班的男生个子更高，才智也高，我很佩服。这样，我和2班的几个男生同学时有接触，走得也比较近。2班的女生只隐约记住1个在田径队留短发的。

分班学外语时，着实让我心情不悦。根据当时国家规定，学校决定开俄语、英语两种外语。我们年级1、3、5班学俄语，2、4、6班学英语。

我在1班，被迫分配学俄语。那时和苏联的关系已经紧张，学俄语又有什么用呀？英语是一种世界语言，我为什么不能学呀？但是，很多事都是不以自己的意愿能决定的了的，没办法，只能当作一门功课来学吧。好在曹键所在的3班也学俄语，有个伴，心里也就平衡一点了。

我们班初一时的班主任辛淑瑞老师就是教俄语的。她的举止言谈庄重大方，温文尔雅。知道大家都不喜欢俄语，但她兢兢业业，从不急躁。看见她，总隐约觉得像我的亲奶奶。慢慢的，我也不太反感学俄语了，光学练“卷舌音”就练了好几个星期。事实证明，在我这一生中，她教给我的俄语真真是没有多大用处。由于没用，就连俄语的30多个字母都记不清了，6种变格方式更无从谈起。顺口溜达出来的有几句：

俄语 = “噜（卷舌音）斯‘给+衣’，以‘热爱衣’可”。

我爱 = “呀，留不留”（第一人称单数）。

你爱 = “逮，流鼻屎“”（第二人称单数）。

他们爱=“欧嗯，啊那，流‘博弈呀’特”（第三人称复数）。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 “给大衣，那啥，逻辑拿！”

北京是我们的首都！ = “毕竟，那啥，厮打里擦！”

公社就是我们的家！ = “噶木娜，那啥，塞米呀！”

剩下的就是：“呀”，是我；“逮”是你；“嘎懒大使”是铅笔；手里拿着“书=‘可妮给’”；肩上背着“书包=‘苏木给’”等等。

其实，多学习一点俄语语种也挺好的，他让我开阔了眼界，至少让我记住了中国、北京、公社这几个字用俄语是怎么说的。凡所学必有所用！在后来我上大学重新学习英语时，我还会不停地和俄语的语法比较着去学习。我感谢辛淑瑞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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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人群星閃耀時

（然后被我朋友改成1949了

？zzzq，抬走

原来南楼水管爆炸是传统啊

这也是传统啊

能别吗，咱们还没

怎么还有这种迫真传统

你北是在集成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