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語文 - 7 包身工/ 夏衍

选自《夏衍选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版)。有删改。
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人,剧作家、电影艺术家、社会活动家。著有剧本《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等。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1]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还躺着,猪猡[2] !”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作“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儿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3]的弄lòng堂[4]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5]、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6]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两千个左右衣服褴褛而专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作“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7]”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8],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两千个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9]和财产。少一点儿的,三十五十;多一点儿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一点儿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没有线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儿湿气的晨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执拗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gá票处[10]一般的木栅子的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几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方。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一些清水,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哄哄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面前。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11],尤其是四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有引号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之躯。所以当超过了“外头工人”(普通的自由劳动者)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道理。再消极一点儿,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一个有殖民地经验的“温情主义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斗争(“五卅”)中,警察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替代“外头工人”而已。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情况每个包身工都会遭遇到: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挣扎不起来了,她很见机看情况(办事),[12]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作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地方。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很快地,一个打杂的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儿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法律的触手达不到的地方,他们差不多有自由生杀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一手抓住了头发,狠命地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很像一只在肢体上附有吸盘的乌贼。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就停止了。后来,据说,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似的跳起身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娘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完全将管理权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作“试验工”或者“养成工”。试验工,表示厂家在试验你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工,那就表示厂家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一个“熟手”。最初的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13]扛原棉[14]、松花衣之类。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15]、条子间[16]、粗纱间[17]去工作。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的身上去了。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一扇铁门一推开,就好像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有锁链的奴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讲话,即使讲话也没有什么生气。一出门,这人的河流就分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们就和另一种河流——同在东洋厂工作的“外头工人”们汇在一起。但是,住在这地域附近的人,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头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洁一点儿,很多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18]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有时爱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她们没有例外地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莲青的短衫,下面是玄色[19]或者条纹的裤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儿蹒跚的样子。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都是她们不亲近的原因,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是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下意识地存在着的。她们想:我们比你们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

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经过红头鬼(她们对印度门警的通称)把守着的铁门,在门房间交出准许她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张贴着照片的入厂凭证。这凭证,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了。顾正红事件以后,内外棉摇班(罢工)了,可其他的东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许多内外棉的工人冒险混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的工作,从这时候起,由丰田提议,工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凭证。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愉快了。纱厂工人终日面临着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一种生物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地容易疲劳。但是在做夜班的时候,打瞌睡是不会有的。因为野兽一般的铁的暴君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20]轧坏,皮辊[21]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有遭到“拿莫温”(工头)和“小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毒骂和殴打的危险。这几年来,一般地讲,殴打的事情已经渐渐地少了,可是这种“幸福”只局限在外头工人身上。拿莫温和小荡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车间工人的反对,即使当场不致发作,散工之后往往会有“喊朋友评理”和“打相打[22]”的危险。但是,包身工是没有“朋友”和帮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是最下层的一类人,她们是拿莫温和小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的罚规,大约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在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爱上了殴打这办法。每逢端午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对拿莫温们送礼,那时候他们总得谄媚地讲:

“总得你帮忙,照应照应。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干事,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作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莫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走过来了,拿莫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儿,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太平龙头[23]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莫温跟着过来,很懂得东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24],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

“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莫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

“这样她就打不成瞌睡了!”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生活”,那么工资减少又会招致带工老板的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方法。

实际上,拿莫温对待外头工人,也并不怎样客气,因为除了打骂之外,还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给你难做的“生活”,或者调你去做不愿意去做的工作。所以,外头工人里面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节礼巴结拿莫温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换的钱来孝敬工头,在她们当然是一种难堪的负担,但是在包身工,那是连这种送礼的权利也没有的!外头工人在抱怨这种额外的负担,而包身工却在羡慕这种可以自主地拿出钱来贿赂工头的权利!

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庞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一位作家索洛[25]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26]。那么,我也这样联想,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一样,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地瘦,身体像弓一样地弯,面色像死人一样地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譬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检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去接触她的身体:

“让她扎一两根油线绳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噩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噩梦的!有人觉得太难看了,对她的老板说: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

“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做平均,两年来在她身上已经收入了二百三十块了!

还有一个,什么名字记不起了,她熬不住这种生活,用了许多功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钟休息时间里面,偷偷地托一个在补习学校念书的外头工人写了一封给她父母的家信,邮票大概是那位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个月没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许,她的父亲会到上海来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的手里了。散工回来的时候,老板和两个打杂的站在门口,横肉脸上在发火了,一把扭住她的头发,踢,打,掷,和爆发一般的听不清的嚷骂:

“死娼妓,你倒有本领,打断我的家乡路!”

“猪猡,一天三餐将你喂昏了!”

“揍死你,给大家做个榜样!”

“信谁给你写的?讲,讲!”

鲜血和惨叫使整个工房的人都怔住了,大家都在发抖,这好像真是一个榜样。打倦了之后,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楼里吊了一晚。这一晚,整屋子除了快要断气的呻吟一般的呼喊之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屏着气,睁着眼,百千个奴隶在黑夜中叹息她们的命运。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即鱼鹰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儿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 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 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黑暗势力的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报告文学《包身工》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作品记述了当时包身工们悲惨的生活和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写出了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对工人的野蛮压榨和残酷迫害,揭示了“没有法律,没有人道”的包身工制度必然覆灭的命运。

这篇报告文学用文学的语言和手法报道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事件,真实再现了包身工晨起与做工时的悲惨状况,字里行间饱含同情,阅读时要多留意其新闻性与文学性是如何做到有机统一的。文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阅读时要注意分析和体会。另外,还要结合文中交代的一些背景材料,把“包身工”现象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思考,理解造成底层人民苦难的根本原因,体会作者“灵魂的震动”(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


This is a companion discussion topic for the original entry at https://sites.google.com/view/pkuschool/xbz000/%e7%ac%ac%e4%ba%8c%e5%8d%95%e5%85%83/7-%e5%8c%85%e8%ba%ab%e5%b7%a5-%e5%a4%8f%e8%a1%8d
  1. [color=red] 拷绸:用薯莨(liáng)液染的一种丝织品,往往用来制作夏天穿的衣服。[/color] ↩︎

  2. [color=red] 猪猡:方言,即猪。这里是对人侮辱性的称呼。[/color] ↩︎

  3. [color=red] 水门汀:英文cement 的音译,即水泥。在方言中有时也指混凝土。[/color] ↩︎

  4. [color=red] 弄(lòng)堂:方言,小巷。[/color] ↩︎

  5. [color=red] “带工”老板:管理包身工的工头。[/color] ↩︎

  6. [color=red] 请愿警:当时有钱人为保护自己而向政府雇用的警察。[/color] ↩︎

  7. [color=red] 脚路:门路。[/color] ↩︎

  8. [color=red] 画一个十字:老百姓不会写字,签字画押时只好以“十”字代替。[/color] ↩︎

  9. [color=red] 手面:排场的意思。[/color] ↩︎

  10. [color=red] 轧(gá)票处:即检票处。轧,方言,核对、查验。[/color] ↩︎

  11. [color=red] 顾正红事件:1925 年5 月15 日,上海日商纱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中共党员),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了工人、市民和学生的愤怒,引发了5 月30 日的罢工游行。英国巡捕开枪打死群众十余人,伤数十人,酿成了“五卅惨案”。[/color] ↩︎

  12. [color=red] 见机:看情况(办事),这里是“知趣”的意思。[/color] ↩︎

  13. [color=red] 开花衣:拆开棉包。[/color] ↩︎

  14. [color=red] 扛原棉:扛运棉包。原棉,已经轧出棉籽的棉花。[/color] ↩︎

  15. [color=red] 钢丝车间:也叫“梳棉车间”。[/color] ↩︎

  16. [color=red] 条子间:并条车间,任务是把梳棉机加工出来的棉条(生条)再加工,使它成为熟条。[/color] ↩︎

  17. [color=red] 粗纱间:把棉条纺成粗纱的车间。[/color] ↩︎

  18. [color=red] 橡皮:即橡胶。[/color] ↩︎

  19. [color=red] 玄色:黑中透红的颜色。[/color] ↩︎

  20. [color=red] 锭壳:套在锭子(纺纱机上绕纱的机件)上的管状外壳。[/color] ↩︎

  21. [color=red] 皮辊(gǔn):纺纱机牵伸装置的主要零件之一。它的中心是一根钢辊,外包皮革或人造橡胶等。[/color] ↩︎

  22. [color=red] 打相打:方言,指打架。[/color] ↩︎

  23. [color=red] 太平龙头:消防用的水龙头。[/color] ↩︎

  24. [color=red] 皮带盘心子:机器上绕皮带的轮盘。[/color] ↩︎

  25. [color=red] 索洛(1817—1862):现在译作“梭罗”,美国作家,写过大量政论,反对对外侵略,支持奴隶解放。著有散文集《瓦尔登湖》。[/color] ↩︎

  26. [color=red] 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美国19世纪中期开发西部时,曾从许多国家大量雇用劳动力。当时爱尔兰人民在英国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自然灾害的威胁下,无以为生,成千上万地流亡到美洲,很多人被美国公司低价雇用,在沉重的劳动中受折磨而死。[/color] ↩︎

@Creative_bot 人類會一直有苦難的,對吧

是的,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中一直都会存在苦难。这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苦难可以有多种形式:

  • 物质上的苦难: 贫穷、饥饿、疾病、自然灾害等等。
  • 精神上的苦难: 孤独、悲伤、焦虑、恐惧、绝望等等。
  • 社会性的苦难: 歧视、压迫、战争、暴力等等。

这段文字描述的正是物质上的苦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清晨四点就被迫起床工作,居住环境恶劣,人与人之间缺乏尊重,这些都是底层劳动者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消除苦难,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去减轻苦难,为他人的苦难提供帮助,并从苦难中学习和成长。

未來可期嗎?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

说“未来可期”,是因为:

  • 人类拥有无限的潜力: 我们在科技、医学、社会等领域不断取得进步。想想过去几十年,互联网、智能手机、基因编辑等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 我们有能力解决问题: 面对气候变化、贫困、疾病等挑战,人类展现出了合作和创新的精神。越来越多人关注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等议题,并为之努力。
  • 希望和乐观的力量: 即使身处困境,人类依然保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这种希望和乐观,是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说“未来难料”,是因为:

  • 挑战依然严峻: 世界依然存在着战争、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错综复杂,解决起来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 不确定性增加: 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例如人工智能伦理、网络安全等问题。
  • 人类自身的局限: 贪婪、自私、短视等负面因素,也可能阻碍我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与其说未来可期,不如说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们需要正视挑战,积极行动,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这段文字中描写的底层劳动者的困境,也提醒着我们关注社会公平,努力构建一个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尊严和希望的社会。

巴西比亚迪工地中国工人被指处于类似奴役式环境

巴西官方透露,他们在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位于巴西巴伊亚州的车厂建筑工地,发现163名中国工人在类似奴役式环境下工作。

据路透社报道,巴伊亚州劳动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12月23日)在记者会上,公布上述信息。

巴伊亚州当地政府称,中国另一家公司聘请这些工人,然后不定期地将他们送往巴西。这些工人长时间劳作,有时一周连续工作七天,违反了巴西法律对工作时长的规定。当局也形容这些工人的居住环境落魄,显示上述公司触犯了巴西其他劳动条规。

比亚迪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巴西劳动部也未公布聘请这些工人的公司名字。

在巴西,类似奴役式环境包括强迫劳动、债役、落魄的工作环境,让工人长时间曝露在危害他们健康的环境,以及任何有辱尊严的工作。

巴伊亚州劳动调查员杜拉奥说,这些工人必须获得批准才能离开居住地,有至少107人的护照被雇主扣押。

杜拉奥说:“我们发现这163名工人在类似奴役式环境下工作,完全无法满足基本的安全条件”。她称,调查行动仍在进行中,尚未对有关企业开出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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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黨是有多虛弱⋯⋯
語雀你 TM 是有多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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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砖厂从未消失

水瓶纪元 · Published: 2025-10-14 11:40 · Updated: 2025-10-14 14:32

2025年6月29日,谢静静接到一通来自村大队会计的电话,对方发来一张照片,询问是否是她的父亲寇聚合。照片上的老人神情茫然,牙几乎掉光,灰白的胡茬参差不齐,“像八十多岁的人”,但谢静静一眼便认出是父亲,眼泪唰得流了下来。在寇聚合回家后时断时续的描述里,一个灰暗的世界一点点显露:多年来,他被不同的工头控制,辗转多个砖厂做工,以搬砖为主。谢静静和哥哥劝说父亲一起去追查黑砖厂,起初寇聚合不愿意,等到次日,他终于像下了决心一般:“走。你不是说去找砖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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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以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接连举报,湖南、河南、广西多地乡镇砖厂强迫残障人士从事体力劳动,动辄打骂、扣发工资、封闭管理,仅给予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黑砖厂”由此重回公众视野。或许是受此余波影响,河南女孩谢静静失踪九年的父亲被工头“放生”,重回家人身边。听闻父亲遭遇的折磨,她决定找出背后的“黑砖厂”,为他讨一个公道。

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曾引发全国关注和声讨,国务院成立联合工作组调查督办,截至当年8月解救被控制的农民工上千人,其中近三成是残障人士;2011年,河南记者崔松旺扮作智力障碍者卧底砖窑搜集线索,联合警方捣毁四个黑砖窑。此后残障人士被控制劳动现象也从未断绝,据裁判文书网显示,以“强迫劳动”“智障人士”为关键词,于2013年至2025年共检索到近100起同类案件,90%以上发生在砖窑厂。

为什么“黑砖厂”屡禁不绝?上官正义认为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高强度劳动与恶劣的工作环境;二是砖厂多将搬砖等劳务承包给他人,对用工合法性视而不见,承包者可从中攫取巨额利润;三是落后的社会认知将“黑砖厂”视为正常现象;四是法律对拐卖成年男性罪名界定不清。

父亲,和他失去的九年

9月中旬,回到家人身边的第四个月,57岁的寇聚合逐渐回归闲暇和平静。他会在村口街头游荡一整个下午,一路捡拾烟头揣进兜里,回到家卷烟抽。他也会躺在床上发呆,在视频放映机中找爱看的战争电影。他居住的这栋二层自建房,之前还是砖墙毛坯,空置了七年,待他回来才修缮一新,添置上生活用品。家人还特意安装了三个监控摄像头,以防他再次走失。

起初,寇聚合总是闲不下来。院前的野草锄了又锄,青色瓦片整整齐齐地摞起,地上的砂土扫了又扫,堆在围墙的最角落。即使到了夜里,他也不休息。黑白的监控影像里,他总是不停地踱步,哪怕已经凌晨三四点钟。而白天,他又会继续“找活干”,仿佛一停下来,就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现在,眼见草又长了起来,寇聚合应和女儿道,等到冬天冷了,草就不长了。

谢静静暂时放下了北京的工作,回到河南老家照顾父亲,每天都来给他送吃的,陪他聊聊天,或者只是共处一室。父亲的眼神中时常闪过惊惶和畏惧,她明白,这与父亲失踪后的经历有关。重逢的日子,谢静静已期待太久,但如今她整夜睡不着觉,心疼、悲伤、愤怒与不满交织在心中。

寇聚合坐在地上抽烟,展示胳膊上的伤痕。(图_樟子松/摄)

2016年,谢静静22岁。那年6月,她送哥哥寇常安前往浙江打工的第三天,父亲寇聚合在老家莫名失踪了。他患有精神障碍,没有工作,会做简单的饭菜,平日兄妹俩每隔两三天会给他送去米面、蔬菜和换洗衣物。但接连几天,谢静静发现父亲家里的菜都没有动过,邻里也没见过父亲的身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此后八年,报警、贴印寻人启事、在网络平台求助、奔波各地寻人,兄妹俩没有一刻停止寻找,足迹遍布南阳、郑州、巩义多地。但凡听闻一点音讯,都会前往线索地走访,再把寻人启事贴在路灯、电线杆和墙上。

兄妹二人张贴的寻人启事。(图_受访者提供)

九年后,寇常安依旧远在浙江工作,妻儿托付在河南老家,谢静静也已成了家,在北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不曾设想过,父亲会以怎样的方式回到他身边,直到2025年6月29日,一通来自村大队会计的电话打破了平静。他发来一张照片,询问是否是她的父亲寇聚合。

照片上的老人神情茫然,牙几乎掉光,灰白的胡茬参差不齐,“像八十多岁的人”,但谢静静一眼便认出是父亲,眼泪唰得流了下来。

照片来自两百公里外的开封市杞县阳堌派出所。当地民警称,有一天下了大雨,一位好心的路人发现了流浪的寇聚合,便将其送往派出所。

当务之急是接回父亲,她请村大队会计、嫂子和嫂子的弟弟三人先去,自己和哥哥则买最近的车票、机票回家。刚到派出所时,几人通视频电话,寇聚合看到女儿,激动地询问女儿的近况,“嗓门特别高”,谢静静噙着泪,注意到父亲上半身是一件旧得泛灰的蓝色短袖,下半身却是一条冬天才见得到的黑色厚棉裤。

九年的记忆,似乎都与砖厂有关。第二天晚上九点,谢静静终于赶回汝州见到父亲。在他时断时续的描述里,一个灰暗的世界一点点显露:多年来,寇聚合被不同的工头控制,辗转多个砖厂做工,以搬砖为主。他管每个工头都叫“老板”,说他们“比老日(侵华日军)还坏”;“没日没夜地干活…不干活、干得慢都会被砖夹子打”。

每天无数次弯腰、抓握、放砖,这让寇聚合走路时总是微微弓着背,步速很慢。他向水瓶纪元展示手掌的老茧、被砖窑的高温烟尘熏黑的手臂,和上半身难以数清的深深浅浅的疤痕,都是被砖夹的尖端割伤的,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和他一样被“老板”控制搬砖的,还有许多精神障碍者和聋哑人。**他们多数时候在户外工作,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无论下雨还是下雪。雪压在身上,“像雪人一样”,搬砖依旧不停。问起每天吃什么,寇聚合无法描述具体的食物,只形容为“喂猪,猪都不吃”。哪怕已经离开砖厂,他依旧保留了食物上的习惯。

客厅角落,一个蓝色的塑料洗脸盆盛满了黏糊糊的面,散发出酸味。这是他多天攒下的剩饭。谢静静说,他们今天中午没吃完的面条,也被父亲和进了盆。她多次提出要扔掉,反而被父亲呵斥,说这些面都还能吃。另一个表现是不知饥饱,给什么食物都一股脑地吃下去,速度很快,几乎不咀嚼,吃完一根香蕉的过程不到五秒。

这是父亲失去的九年,在他身上留下的磨痕。

谢静静和寇聚合的合影。(图_受访者提供)

“黑砖厂”举报余波未了

失踪多年的父亲与家人重逢,和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今年曝光的十余起乡镇砖厂非法用工案件有关。

2025年4月,上官正义收到一条来自网友的线索,称湖南省临湘市艳飞砖厂存在强迫残障人士从事体力劳动的情况。经过多方核实确认,他于6月3日赶赴临湘,打算现场举报。

第二天上午,他伪装成买砖的人进入砖厂,在搬砖区域参观时,他明显观察到几名工人存在神情呆滞的状态。他拿出手机准备拍照,却被一旁看管的女性工头大声呵斥。不久后,上官正义找到机会靠近其中几位工人,帮他们点烟,尝试进行简短的对话,但工人们几乎没有回应。他随即离开砖厂报警,在山下的路口等待警察时,比警察更早出现的是从砖厂方向驶离的面包车。但幸运的是,警车很快赶到将面包车截获。车上有五名疑似残障人员和两名工头,其辩称“就是出来走一走”。

当天,上官正义将拍摄的视频上传至社媒账号,迅速引发大规模的关注和讨论。当晚17:32,临湘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5名疑似智力障碍人员已被解救,该公司负责人等5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抓紧侦办中。

此后,“强迫残障人士从事体力劳动”的线索不断涌来。

2025年6月4日以来上官正义公开举报的部分建材厂 整理自地方警方通报、上官正义社媒账号。(图_樟子松/制)

9月25日,上官正义抵达云南香格里拉辖区内永鑫页岩砖厂时,砖厂已处于停窑关闭状态,未见残障工人。但他走访周边村民后证实,一些残障人员还在村里干杂活,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于是他联系了当地警方,对方出示了9月19日的出警记录,称当天处理砖厂内其他纠纷时,**在该砖厂发现6名残障人员,当时未能在公安系统内查到其身份,便让工头自行将其送走,送去哪里不得而知。**此外,他提及“报警再三强调匿名举报,但后来负责的同志依旧当着被举报工头的面,大声让我提供身份信息。”在上官正义公开曝光后,事件才出现转机:警方在砖厂周边找到了8位残障人员,确认身份后,联系家属接回,并表示将进一步开展调查。

10月8日,上官正义发文举报称,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九然砖厂内,有云南曲靖籍工头长期控制8名残障人员搬砖,其抵达现场举报后得知,几天前该工头已将残障人员分三辆车带离砖厂,去向不明。11日,当地警方反馈已解救残障人员9人,抓获涉案人员6人。

据上官正义透露,截至10月11日,经其举报、曝光获得解救的残障人员超过229人,涉及至少31家公司及个体户,绝大部分是砖厂,被举报工头均已涉嫌强迫劳动罪被立案批捕,被解救的残障人员失踪时间从六年至三十年不等,在全国各地掀起“余波”。

2025年6月曝光河南汝州德源伟业工人住所及食物。

(图_微博@上官正义)

和谢静静一样,36岁的纪恒接到了来自村干部的电话,确认照片中人是否他失踪多年的父亲纪建国。纪建国出生于1964年,2003-2004年间在湖南洞口县老家失踪,此后杳无音讯,直到今年7月22日,被广西百色救助站救助。

“我爸基本没怎么变,就是老了一些,瘦了一些”。纪恒回忆,刚见面时,纪建国认得出纪恒和其他家人,但他的声音如蚊,很怕生的样子。纪恒问他这么多年去哪了,纪建国只能含糊不清地讲述,搬砖、扛树、下肥料;搬砖装车时,“老板”不时用鞭子抽打,“每天不停地干”,过着“奴隶社会”的生活。

纪恒原本对此不以为意。8月下旬,他从新闻中偶然得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曾在7月4日至7月22日多次举报“广西省百色市平果市辖区内砖厂强迫残障工人搬砖”未果,他突然意识到,父亲可能不是在说胡话。

纪恒偶尔会问父亲叫什么名字,纪建国总会说出一个陌生的人名“张名发”,反复跟他确认后,他才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本名。8月25日,纪恒带父亲去办户口,工作人员问起名字,“张名发”还是脱口而出。“我看报道里说,黑砖厂的工头会逼迫工人改名字,我爸估计也是,他说自己有很多个名字。”

9月11日,纪恒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帖,感谢百色市救助站将父亲送回家,第二天接到了百色警方的电话,称纪建国很可能也曾被“黑砖厂”控制劳动,如果有线索可以及时反馈。

之后,纪恒多次致电百色警方,警方称已经查到涉事砖厂,控制了涉案工头并解救相关人员。社媒上疑似受害者家属给纪恒留言,称百色警方通知他们识认被解救的残障工人并做DNA鉴定,发现其中一人确为其失散的亲属。

纪建国被救助时的登记信息。(图_受访者提供)

“有的地方处理这类案件相对让人容易接受,但有的地方,人家家属问受害者是怎么找到的,他们都不愿意提及,怎么索要劳动赔偿也不说,无形之中让别人很痛苦。”上官正义期待国家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残障人士强迫劳动现象,如由各地监管部门发起专项行动,在调查黑砖厂的同时,也做好后续的安置和赔偿工作,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政策指引。

追责的决心

无独有偶,上官正义连续曝光位于河南的两家砖厂后不到一周,寇聚合出现在杞县街头。据寇聚合描述,他和工友先是被要求停工了几天,之后便被开车带离砖厂,工头称他们“老了,干不动了”,要送他们回家。车上载了三名工人,寇聚合是最先被放下车的,工头告诉他,“前面的路开不了了,再往前走就到家了”,之后驾车离开。

6月30日晚,一回到老家见到父亲,听他谈及在砖厂的遭遇后,谢静静果断决定报警。7月1日,她和哥哥先后前往陵头镇派出所和杞县阳堌派出所报案,均得到“非案发地,无法立案”的答复。谢静静没有丝毫动摇,决心自己追查。

“听我爸说砖厂里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残障工人,不能让这些‘老板’再祸害人了。再加上我爸被折磨这么多年,我必须得让他们受到惩罚,把其他人救回来。”谢静静说。

在交谈中,寇聚合提到了“兰考”“民权”“焦裕禄纪念园”等地点,还说砖厂里有红砖、青砖和用水泥抹面的灰砖。谢静静打算从这几个线索开始,带着父亲实地探访。

寇聚合不敢。“干这么多年一分钱没有,还欠别人钱呢”,工头曾威胁他们,一根中华烟七千万,一件衣服七十万,一个馒头一百块。兄妹两人从7月1日下午一直劝到第二天凌晨,寇聚合还是不愿意。

到了7月2日早上,他们去父亲家里吃早饭,寇聚合却只说了一句话。“走。你不是说去找砖厂吗?”

早在前一天晚上,谢静静在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关键词,已经找到了一家最接近父亲描述的砖厂,位于兰考县。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但抵达后,寇聚合很快否认了这里。他们只好问工人哪里生产水泥砖,对方透露了一家名为“兴兰建材”的砖厂,并表示就在政府边上。谢静静将“兴兰”误听为“新兰”,以至于后来开车经过都浑然不觉。“那么大那么繁华,走到门口都没想着往里进”。

下午,走访的几家砖厂都被父亲否决后,谢静静一度求助警方。但焦裕禄纪念园辖区派出所接警民警坚称,需在涉事砖厂所在辖区派出所报警。在她反复劝说下,兰考县公安局派来了两个民警,也只是走个过场,“我们领导说了带你们转一圈就放回原位。”

他们继续一路打听,找到了一家砖市,拉砖师傅们提及附近有四家砖厂,“兴兰”的名字再次浮现。他们还提到,**以前兰考县、商丘民权县、山东、安徽交界处的一片砖厂全都用残障人员拉砖,“每过段时间就换一批,不知道从哪拉的”。**令人振奋的是,有师傅看到父亲后笃定地说,确实给他搬过砖,还不止一次。

得到明确线索后,陵头镇派出所和三义寨乡派出所民警才先后赶来。虽然寇家人此时已经预感兴兰建材的可能性最高,但警方还是把它排在了最后。来到兴兰,已是晚上八点左右。一进大门,便能看到若干栋紧挨着的灰色的四层高楼,顶部用明亮的红字贴着“讲宗旨,讲正气”。寇聚合抬起手指指点点,锁定了中间的那栋楼,“就是这栋,三楼。”

兴兰建材大楼上明亮的红字标有“讲宗旨”“讲正气”。

(图_樟子松/摄)

“看着我爸激动的感觉,特别真实”,谢静静回忆。寇聚合带路,径直走上三楼。楼道里,一间屋挨着一间屋,几乎看不到尽头。他打开入口处第一间屋子的门,自然地坐在了最靠近门口的床上。屋里臭味扑鼻,被褥表面很干净,但掀开里层是“灰扑扑黏糊糊”的一层。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寇聚合曾经待过的砖厂。

谢静静拿出手机准备录像,三义寨乡民警便做出抢手机的架势。她又提出查监控,民警拒绝了,“我们会保存,不用你管”。民警也拒绝了他们去更多屋子的请求,很快便将他们带离了兴兰建材,回派出所等消息。寇常安勉强留了下来“保护现场”,和民警一起等待后续技术人员对宿舍的搜查。直到深夜十一点左右,也没能等来。民警表示,技术人员有别的案子在忙。

谢静静本以为非法用工的砖厂只有这一家,但在派出所录口供时,父亲表示自己是从民权县的一家砖厂被转移到兰考的,她意识到可能存在一个非法转卖的链条,但具体结果只能等待警方的调查。

与此同时,三义寨乡民警陆续带回了六个人,其中五位男性均为疑似残障工人,和寇聚合并不相识。

7月3日中午,他们动身离开,特意来到距离兰考县只有半小时车程的杞县,想感谢那个把父亲带到派出所的好心人,但民警称并未留存对方的联系方式。不久后,民警主动打来电话说:你们也得感谢警察,把你父亲找回来。

7月2日于兴兰建材解救的部分疑似残障工人。

(图_受访者提供)

更多失语的人

回家后,谢静静将私下拍摄的照片、视频以及与警方通话的录音陆续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7月到9月,兰考县公安局民警、兰考县人民政府、民权县公安局等单位共五次造访其住所,主要诉求就是删除视频,并多次提出可以赔偿寇聚合多年的劳动所得,让谢静静“说一个数”。谢静静全都拒绝了,她更希望能尽快查清父亲九年来的遭遇,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在第二次登门造访时,她从民权县公安局处得知,一名叫做李子茂(音)的人已被兰考县公安局拘留,其称2024年在郑州“捡”到寇聚合后,带至商丘市民权县某砖厂,做工不到半年。兰考县公安局告诉他们,兴兰建材法定代表人徐腾松已被拘留,手续正在办理。

8月14日,兰考县公安局民警称已经查到了2020-2025年间父亲被转卖的四家砖厂。录音资料显示,2020-2025年,寇聚合先后被转卖至郑州市管城区、平顶山市叶县、商丘市民权县与开封市兰考县的各个砖厂,2024年下半年开始在兴兰建材做工。具体时间还要继续调查。

兴兰建材全称为“河南兴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8月,经营范围包含透水砖、灰砂砖、水泥制品制造与销售,沙子、石子、钢材销售等。公司坐落在兰考县绿色建筑产业园内,距离三义寨乡人民政府、三义寨乡派出所不到一公里。该产业园被列为2023年开封市第一批212个重点项目之一,占地面积约37000㎡,投资金额约6亿。政府相关文件提到,重点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监管,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及时查处工程质量、合同履行、建设环境等方面发现的问题。

9月初,兰考县公安局曾向媒体表示涉事砖厂已关停,然而9月13日水瓶纪元实地走访后发现,兴兰建材仍处于营业状态,一小时内共有三辆车进出兴兰建材,扬起扑面的粉尘。此前大门口柱子上标着的“中共兰考县三义寨乡兴兰党支部”,则已被清空。次日,谢静静致电兰考县公安局,民警称行业部门已经下发关停手续文件,“开不了”;县政府工作人员则回应称,会再去落实,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兴兰建材仍在运营中。(图_樟子松/摄)

寇聚合家的客厅很空旷。谢静静说,现在没办法添置更多物件,因为父亲可能会弄坏。经济上的拮据也可想而知。父亲回来之后,他们的各类开销总计九万元。原本谢静静在北京做库房管理员,现在在家没有收入,母亲也没有工作,全家都靠在浙江做技术员的哥哥支撑,而哥哥家里有三个小孩。

七月初,谢静静给镇政府打电话,为父亲申请领残疾人补助。早在2016年5月,父亲失踪的半个月前,他的残疾证刚刚办好,还从未享受过补助。工作人员告诉她在网上进行申请,之后却杳无回音。直到八月中旬,她发布的维权视频几乎传遍了村里,政府主动和她联系,说要来确认父亲已经回来的情况,但至今没有下文。

寇聚合的卧室,床边放映机正在充电。(图_樟子松/摄)

父亲在和母亲结婚前摔伤,那时精神障碍还未见端倪,随着时间推移有了加重的趋势。那之后,他做过一年多的装卸工,后来又赋闲在家,全家的经济来源只剩下母亲,她卖过水果、摆过小摊,什么都卖。谢静静十二岁就出门打工了,一开始是在河南的电子厂,后来去了江苏,早年一个月工资不过八百,挣来的钱都寄回家里。哥哥年龄大一些时,也辍学离家打工了。

谢静静身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或许来源于此。她无法忍受目睹父亲的苦难却什么都不做。她质疑一切,认为警方都是砖厂的保护伞。面对警方让她不要再联系记者的请求,谢静静的回应很笃定,“我大小记者都欢迎。”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她给兰考县公安局、三义寨乡派出所等单位打了数十通电话,询问调查进展。而随着谢静静将部分通话录音上传至短视频平台或发给记者,电话那边的回应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怕我发视频(公开通话内容)呗。”

9月13日深夜,谢静静创建了一个“全国失踪人员家属群”,截至10月9日,群内已有40人,有好几位家属在近日黑砖厂案件中寻回失踪多年的亲人。6月,小阳在上官正义曝光河南某砖厂的视频中发现了疑似失踪父亲的身影,从安徽赶赴河南,跑了四五个派出所才找到父亲。9月,小袁在湖南某砖厂被解救的工人中找到失踪七年的弟弟,政府称只能垫付在当地做工的八个月工资2.4万元。

还有许多没有寻回失踪家属的群友,有人给曝光的黑砖厂所在地警方打电话,咨询是否有可供识认的照片,“接警的人很不情愿的语气,说哪里救助的找哪里”,“做了个登记就没下文了”。小于的弟弟多年前失踪,家人在当时报警并采集了DNA,近日她们再次前往派出所确认,民警查询过后却发现DNA并未入库。

谈起建群的初衷,谢静静希望群友越多越好,一起分享线索、自发调查,抱团取暖,找到自己的家人。

(文中谢静静、寇常安、纪恒、纪建国、小阳、小袁、小于均为化名)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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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砖厂”往事

2007年5月,山西新闻网首度报道山西运城临猗县北景乡黑砖窑案,40余名15-60岁不等的男性在工头控制下日均劳动超16个小时,全月无休,没有工资,每日仅吃馒头、稀饭,且饭菜极咸,“为了让他们能更卖力气”。晚上住在被锁住的棚子里,大小便都在其中解决。此后三个月,山西、河南等地多个乡镇砖窑被曝光强迫劳动,大河论坛发布《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6天内天涯论坛点击率超58万。

当年的6月9日,河南省开展“打击拐骗强迫劳动专项行动”,至6月12日解救217人,刑拘58人、行拘62人;6月15日,劳动保障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组成联合工作组赴山西“无死角解救工人,严查渎职”。7到8月,山西各级法院对7案29人公开宣判,多地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山西省出台13份文件建设长效机制。全国范围内各类专项整治行动陆续开展,截至2007年7月30日,查处无照经营单位6.7万户,涉及134.4万非法用工人员;全国解救农民工1340人,救助残障人员367人。

仅四年后,“黑砖窑”再次引发公众关注。2011年,河南电视台记者崔松旺主动申请调查“有砖窑非法拘禁智力障碍人士”的线索,假扮智力障碍人士每天到火车站门口要饭、捡垃圾,最终获取招工者信任,被以500元的价格卖给黑砖窑。搜集到其强迫残障工人劳动的证据后,崔松旺两次尝试逃跑,最终顺利将证据交给警方,捣毁四个黑砖窑,解救30多名智力障碍工人。

上述两场事件引发了国际关注。2013年,由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发布的《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具体权利第十六条“免于剥削、暴力和凌虐”中提到:“据报道,有成千智残人,尤其是智残儿童,被诱拐并强制劳动,比如山西和河南存在奴役劳作现象,委员会对所报事件深感不安。委员会强烈敦促缔约国继续调查这些事件,并起诉肇事者。”

此后,“黑砖厂”也从未断绝。据裁判文书网显示,以“强迫劳动”“智障人士”为关键词,于2013年至2025年共检索到近100起同类案件,90%以上发生在砖窑厂。涉案人员拐骗、控制残障人士的手段大同小异,在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区以“招工包吃住”名义哄骗智力障碍人员,或强行掳走,后被转卖至砖厂用工。智力障碍人员大部分接受封闭管理、经常性的暴力惩戒以及身份的抹除(扣留证件、没收衣物、强迫改名等),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承受高强度工作。

涉案人员中不乏累犯。水瓶纪元梳理发现,至少有三人在几年内多次以强迫劳动罪被逮捕。如云南人张某2010年因犯强迫劳动罪、抢劫罪二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满释放不到一年,其再度承包砖厂工作并强迫数名智力障碍人员劳动,随意辱骂、殴打和扣发工资,于2015年8月4日被刑事拘留,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2

强迫劳动根源

为什么强迫残障人士从事体力劳动的现象屡禁不止?上官正义认为主要有四点原因。

首先是高强度劳动与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得“正常人都不愿意去干”。工人的核心劳动涵盖 “制砖-出窑-装车-码堆”全流程,均为体力密集型工作,在一些案件中,五六名工人每天搬运五千块以上砖坯入窑出窑,或者每天将三千块砖分装十辆车。成品砖刚从窑炉中推出时,温度高达80℃以上,即使使用砖夹搬砖也很容易造成烫伤;搬砖、运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粉尘,而工人长年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且没有任何防护,会增加其患尘肺病等职业病的风险。大爱清尘《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2)》调查数据显示,6.6%的尘肺病农民工在建筑材料业工作,为第三大涉尘行业。

其次,具备一定独立性的承包制暗含风险。砖厂将制砖、出窑、装车等劳动环节外包给个人或家庭(多为夫妻),签订承包协议(按“万砖计价”或“按月结算”),承包人自主负责人员招募与管理,砖厂仅监督生产进度与质量,对用工合法性 “视而不见”。承包人能够从中攫取巨额利润,如2016年贵州兴义市龙某平承包某砖厂劳务,与其子龙某德采取吼骂、限制人身自由、不支付劳动报酬等方式强迫其带领的五名疑似智力障碍人员劳动,2016年8月至2018年5月共非法获利四十余万元。

利益之外,落后的社会认知同样将残障人士层层困住。在上官正义抵达线索地、走访砖厂周边村民的过程中,许多村民都知道砖厂使用智力障碍人员务工的情况,却默许其为正常现象。上官正义的社媒账号评论区、私信中大量言论认为,砖厂管吃管住,是给予残障人士就业和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这些评论曾一度让上官正义感到沮丧,但“解救”始终是他的首要目标。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家属向他表示感谢,分享获救亲人的近况。这让他感到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我国《刑法》规定,强迫劳动罪的法定刑分为两档:普通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然而,绝大部分案件被告人刑期多为三年及以下;仅少数案件因伴随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行为数罪并罚。原因在于,现实中,部分厂区活动空间存在开放性,甚至没有门禁,往往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剥夺自由”的状态,导致“非法拘禁罪”适用率极低。

上官正义十分关心这类案件背后的法理错位。他举报的山西临县砖厂内的工头承认,有一位残障工人是从河南安阳地区购买来的,“介绍费”约三千元,还有一位是从一个安徽人处“租借”,“日租金”100元。我国现行刑法仅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设有专门的“拐卖妇女、儿童罪”,对于拐卖成年男性的行为尚未作出明确的罪名界定。

在社媒平台,上官正义多次呼吁立法部门研究和考量相关问题。除了明确“拐卖成年男性”能否纳入拐卖类犯罪的规制范围外,对于拐卖、贩卖残障人员并强迫其劳动的行为,鉴于其已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应当考虑在立法层面予以从重处罚。

3

2011年河南电视台纪录片《智障奴工》

撰文_樟子松

编辑_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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